瓦窑堡会议
随着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转变的新形势。中共中央有必要对整个形势作出分析，制定出适合新情况的完整的政治路线和战略方针。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西安定县（今子长）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即瓦窑堡会议）。出席和列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李维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张浩、邓颖超、吴亮平、郭洪涛等。张闻天主持会议。会议着重讨论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军事战略，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并相应地调整了各项具体政策。
会议开始后，张闻天作关于政治形势和策略问题的报告，张浩作关于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的传达报告。而后，与会者进行了充分的讨论。讨论中，围绕民族资产阶级有没有可能抗日的问题，发生了争论。毛泽东在主题发言中分析各阶级对抗日的态度，明确提出民族资产阶级在亡国灭种的关头有参加抗日的可能，甚至连大资产阶级营垒也有分化的可能。他提出：我们要从关门主义中解放出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会议还讨论了新形势下的军事战略问题。12月23日，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报告。同日，会议通过《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
12月25日，会议通过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后结束。12月27日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瓦窑堡会议决议及毛泽东的报告，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
决议首先指出，当前政治形势的基本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正准备并吞全中国，把全中国从各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变为日本的殖民地”。在这种形势下，一切不愿当亡国奴、不愿当汉奸的中国人的唯一出路，就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汉奸卖国贼展开神圣的民族战争”。决议认为，民族革命的新高潮推醒了工人阶级和农民中的落后阶层；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和知识分子已转入革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许多乡村富农和小地主，甚至一部分军阀也有对革命采取同情中立的态度以至有参加的可能。因此，“民族革命战线是扩大了”。党应该采取各种适当的方法与方式，去争取这些力量到反日战线中来。决议明确指出，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间，也不是完全统一的，党也应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以利于抗日民族解放斗争。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与其他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也应采取这样的策略。
决议指出，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应当是下层的，而且应当是包括上层的。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决议重申，统一战线的最高组织形式是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
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和利用地主买办营垒内部矛盾的可能性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他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和地主买办阶级是有区别的。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是动摇。他们一方面不喜欢帝国主义，一方面又害怕革命的彻底性。在中国面临变成殖民地的危险的时局下，这个阶级有起变化的可能性，其一部分（左翼）有参加斗争的可能，其另一部分则有由动摇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毛泽东根据九一八事变以来民族资产阶级的许多代表人物政治态度的变化，论证了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联合的可能性和重要性。关于地主买办营垒，毛泽东指出，他们内部也不是完全统一的。由于中国是几个帝国主义国家争夺的半殖民地，所以“当斗争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美国以至英国的走狗们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
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不但估计到随着民族矛盾的上升，中国社会阶级关系已经发生的变化，而且预计到将要继续发生的变化。尽管地主买办阶级中较大规模的分化当前还不是事实，蒋介石还在对日本实行妥协退让和坚持“剿共”的内战政策，但是决议和报告实际上已经看到随着日本侵略的继续加剧，随着英、美和日本的矛盾的发展，依附于英、美的反革命力量有可能发生变化，党有可能使它至少暂时处于不积极反对反日战线的地位。能够预见到这一点，表明党不是从教条出发，而是从半殖民地中国的实际出发来观察形势和制定政策的。
为了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决议和报告批评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指出关门主义的由来主要在于不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到中国的特殊的具体的环境中去，强调党不能空谈抽象的共产主义原则，而必须大胆地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策略，去组织和团聚千千万万民众和一切可能的革命友军，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领导权。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左”倾关门主义，必须坚决加以纠正。
决议和报告在着重批评关门主义倾向的同时，及时提醒全党记取历史上发生过的实行统一战线政策时的右倾错误的教训。毛泽东特别指出，在目前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产党和红军不但要充当发起人，而且应当成为坚强的台柱子，从而使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所使用的拆台政策，不能达到最后的目的。决议认为，共产党在抗日统一战线内部，既要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又要坚决不动摇地同一切动摇、妥协、投降和叛变的倾向作斗争。共产党必须以自己彻底的反日、反汉奸卖国贼的言论和行动去取得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决议强调指出，必须更深刻地了解革命领导权的问题。“党的领导权的取得，单靠在工人阶级中的活动是不够的（这是要紧的），共产党员必须在农村中，兵士中，贫民中，小资产阶级与智识分子中，以至一切革命同盟者中，进行自己的活动，为这些群众的切身利益而斗争，使他们相信共产党不但是工人阶级的利益的代表者，而且也是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的代表者，是全民族的代表者”。
为了适应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决议规定将“工农共和国”改为“人民共和国”，同时改变不适应抗日要求的部分政策。决议指出人民共和国是以工农为主体的，同时又容纳一切反帝反封建的阶级。人民共和国首先保护工农群众的利益，同时又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存在和发展。
关于改变对富农的政策问题，决议在1935年12月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改变对付富农策略的决定》①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指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改变对待富农的政策。富农的财产不没收，富农的土地，除封建剥削之部分外，不问自耕的与雇人耕的，均不没收。乡村中实行平分一切土地时，富农有与贫农中农分得同等土地之权。”也就是说，对于富农的土地和财产，除封建剥削部分外，采取保护政策。
关于对工商业政策的规定，决议指出：要“用比较过去宽大的政策对待民族工商业资本家。在双方有利的条件下，欢迎他们到苏维埃人民共和国领土内投资，开设工厂与商店，保护他们生命财产之安全，尽可能的减低租税条件，以发展中国的经济。在红军占领的地方，保护一切对反日反卖国贼运动有利益的工商业”。
决议还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强调必须反对在发展党组织中的关门主义倾向，扩大与巩固党，并对过去长期存在的过分强调党员出身的“唯成分论”提出了批评。决议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它应该大量吸收先进的工人雇农入党，造成党内的工人骨干。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因此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由于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与殖民地，农民分子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常常在党内占大多数，但这丝毫也不减低中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的地位。决议明确提出：“能否为党所提出的主张而坚决奋斗，是党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社会成分是应该注意到的，但不是主要的标准。应该使党变为一个共产主义的熔炉，把许多愿意为共产党主张而奋斗的新党员，锻练［炼］成为有最高阶级觉悟的布尔什维克的战士。”“党不惧怕某些投机分子的侵入，党用布尔什维克的政治路线与铁的纪律，去保证党的组织的巩固。党不惧怕非无产阶级党员政治水平的不一致，党用共产主义教育去保证提高他们到先锋队地位。”
在干部问题上，决议指出：伟大斗争时期，党的干部坚固地团结于党的领导机关周围，是有决定意义的。党必须大量培养干部，使成千上万的干部到各方面的战线上去，在实际斗争中学习和锻炼，这样，才能适应新的大革命的需要。
瓦窑堡会议是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发展。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克服了中央军事领导上的错误。那时只能解决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才有可能结合国内形势和党的任务，有系统地解决政治策略上的问题。会议所提出的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既说明在抗日前提下，有必要和可能与民族资产阶级以至地主买办阶级中的一部分力量重新建立统一战线，也着重说明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能够和必须掌握领导权；既着重批判“左”倾教条主义在政治策略上的错误，也提醒全党警惕1927年无产阶级放弃领导权而导致革命遭受失败的教训。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善于总结过去革命成败的经验，学会从中国实际出发，把共产国际七大提出的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总方针，创造性地运用来指导中国的革命运动。
西北地区抗日力量联合的实现
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进一步加强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一方面积极地促进一二九运动后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另一方面尽可能地向国民党上层人士和军队将领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开展争取同盟者的工作。
中共中央着重对在西北“剿共”前线的国民党各地方实力派的处境和现状进行分析，认为张学良、杨虎城及其所部是首先能够争取的对象。联合他们，不仅能改变红军的被动态势，而且能影响其他实力派，扩大统一战线，造成西北的新局面。因此，中共中央决定大力开展对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的工作，以期首先实现西北地区抗日力量的联合。
在瓦窑堡会议前后，毛泽东、周恩来等以传递信件等方式，已同张学良建立了联系。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开展对东北军的工作。红军将大批在作战中俘虏的东北军官兵释放回去，这也加深了东北军对共产党联合抗日诚意的认识。为进一步加强同东北军的联系，1936年1月19日，中共中央派联络局局长李克农赴洛川，先后同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和张学良会谈。在此基础上，1月25日，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领导人发表《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明确表示：苏维埃政府与红军是“愿意与任何抗日的武装队伍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去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我们愿意首先同东北军来共同实现这一主张，为全中国人民抗日的先锋”。2月下旬，李克农再次到洛川与王以哲进行商谈，达成红军与第六十七军互不侵犯的口头协定。
3月初，张学良飞抵洛川，与李克农就双方联合抗日问题交换意见。根据张学良的要求，4月9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到东北军驻地肤施（即延安），同张学良举行秘密会谈。张学良接受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张，并提出争取蒋介石抗日的意见。双方还商定了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互派代表等事项。
根据周恩来同张学良会谈的结果，中共中央决定派刘鼎作为中共驻东北军代表，在西安进行工作。6月20日，中共中央制定《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的党内文件，指出：东北军有极大可能转变为抗日的革命的军队，“争取东北军走向抗日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党在东北军中的工作目标，不是瓦解东北军，分裂东北军，也不是把东北军变成红军，而是要使东北军变为红军的友军，使东北军实行彻底抗日的纲领。争取的办法，主要靠耐心说服与解释工作。文件指出，在东北军内的统战工作，应是“上层统一战线与下层统一战线同时并进与互相配合”，上层统一战线尤其具有重要意义。这些方针和以前“左”倾错误的方针明显不同，实际上不只是适用于争取东北军。
中国共产党在争取张学良抗日的同时，进一步加强了对杨虎城的说服工作。杨虎城及其率领的第十七路军，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同共产党有过联系。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杨虎城仍和南汉宸等一些共产党员保持着联系。为了争取既有抗日热情，又有联合之可能的杨虎城共同抗日，1935年秋以后，中共中央通过各种形式同他联络。11月，杨虎城表示赞成共产党的联合抗日的主张。为了尽快争取杨虎城合作抗日，从1935年12月到1936年夏，中共中央先后派汪锋、张文彬，中共中央北方局派王世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王炳南等人到杨虎城处商谈联合抗日问题。经过多次谈判，杨虎城表示赞成互不侵犯、取消经济封锁、建立军事联络、联合抗日等主张，并同意张文彬作为红军代表驻西安。此后，中国共产党与第十七路军建立了比较牢固的关系。
在这期间，中共中央还在张学良、杨虎城之间进行工作，促进他们的团结合作。中共中央指示驻西安的地下党员，努力做好联合张、杨内部的工作。经过努力，张学良和杨虎城开始了日趋密切的合作。从1936年上半年开始，红军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之间，实际上停止了敌对状态。这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在西北地区首先取得的一个胜利。
为了实现西北联合抗日，中国共产党还注意开展对其他地方实力派的工作。1936年6月，中共中央派邓发赴新疆联络新疆督办盛世才，初步沟通了中共中央与盛世才的联系。中共中央还派员开展对驻守陕北的国民党军第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滋的工作，高表示赞成中共关于建立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提议。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写信赞扬高桂滋的爱国热情，同时提出了作为双方谈判的八项要求。9月22日，中共中央派彭雪枫为特使，携带毛泽东给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的亲笔信，赴兰州联络，向于学忠表示了双方立即停战、联合抗日救国的愿望。1936年夏，彭德怀率领红军西征时，坚决执行统一战线方针，不仅派朱瑞与东北军骑兵第六师达成互不侵犯协议，而且发布了给宁夏当局马鸿逵、马鸿宾的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提议书。为团结回族人民抗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发表了《对回族人民的宣言》。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争取哥老会的指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也发表《对哥老会宣言》，呼吁哥老会与红军共赴国难。
到1936年冬，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一步扩大，西北大联合的局面初步形成。这对国内政治局势产生很大的影响，从而推动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注释】
①这个决定指出：“加紧反对富农”的策略无论从目前的中心任务和长期的实践经验来看，都“已经不适当了”。现在对于富农的政策是：“只取消其封建式剥削的部分，即没收其出租的土地，并取消其高利贷。富农所经营的（包括雇工经营的）土地，商业，以及其他财产则不能没收。苏维埃政府并应保障富农扩大生产（如租佃土地，开辟荒地，雇用工人等）与发展工商业的自由。”改变对富农的政策，是中共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后为公开纠正“左”的错误政策采取的一个重大步骤。
作者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时间
出处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P416-4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