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事变
华北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区之一，当时包括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五省和北平、天津两市。1933年5月《塘沽协定》签订后，主持北平军分会的何应钦，对日交涉所持的原则是妥协退让。不久，日本军部重提“分离华北”，确定了使华北特殊化的侵略扩张政策。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部长天羽英二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谈话，其后被称为“天羽声明”。这个“声明”拒绝国际社会对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的谴责，公开宣布中国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反对各国对中国的援助。“天羽声明”出笼的第二天，日本关东军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即假借“华北人民爱国协会”名义，向日本陆军参谋部提交机密文件，提出目前最迫切的是“建立一个新的华北政权”。1935年1月4日，关东军在大连召开会议，决定要在华北扶植能够“忠实贯彻日本要求的诚实的政权”。此后，日本军队便在华北地区不断制造事端，加紧了侵略步伐。1935年1月，关东军制造察东事件，迫使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撤出察哈尔东部。
在民族危机加深的形势下，国民党政府继续屈服于日本的压力。1935年5月4日，上海《新生周刊》因发表《闲话皇帝》一文，被日本指为“侮辱天皇，妨害邦交”，要求国民党政府封闭新生周刊社，惩办主编及作者。国民党政府立即将该刊予以封闭，并把担任主编的杜重远囚禁①。6月10日，国民党政府又颁布《申儆国民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令》，把日本称为“友邦”，宣称：“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尤不得以此为目的，组织任何团体，以妨国交”，“如有违背，定予严惩”。
国民党政府的软弱，使日本侵略者更加肆无忌惮。1935年5月，日军制造河北事件，出动坦克、装甲车、炮队到河北省政府门前武装示威，关东军则集结重兵于山海关、古北口待命。
河北事件发生后，日本方面多次向何应钦提出对华北拥有实际统治权的无理要求。6月9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向何应钦提交“备忘录”，并限期实行。“备忘录”内容主要有：取消河北省和北平、天津两市的国民党党部；撤退驻河北省的国民党中央军、东北军和宪兵第三团；撤换河北省主席和北平、天津两市市长；撤销北平军分会政治训练处；禁止全国抗日活动等。7月6日，何应钦致函梅津美治郎，表示6月9日所提各事均承诺之。梅津美治郎的“备忘录”和何应钦的书面复函，被称为“何梅协定”。
在河北事件发生之时，日本关东军又在察哈尔制造张北事件。日本方面借口其人员在张北受到中国军队盘查，于6月11日向察哈尔省代主席、民政厅长秦德纯提出无理要求。6月27日，国民党政府指派秦德纯与日军代表土肥原贤二以换文方式签订了“秦土协定”。国民党当局同意从察哈尔省撤退中国驻军和国民党党部，解散抗日机关和团体，“招聘”日本人为军事和政治顾问。
“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实际上把包括北平、天津在内的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奉送给了日本。国民党政府的丧权辱国政策，助长了日本吞并整个华北进而灭亡中国的侵略气焰。
为使华北五省二市脱离中国而“独立”，日本侵略者大力收买汉奸，鼓动“防共自治运动”。11月25日，日本扶植汉奸殷汝耕在河北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控制冀东22个县。国民党当局计划于12月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作为适应日本要求“华北自治”的妥协办法。这个委员会以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军长、曾任察哈尔省主席的宋哲元为委员长，委员中包括日本推荐的老官僚王揖唐、王克敏等人。在日本政府看来，成立这个委员会，是使华北成为第二个“满洲国”的过渡。
在这期间，日本还以中日“经济提携”为幌子，加紧对华北进行经济掠夺。日本资本逐步控制了华北的铁、煤、盐等军需资源和交通运输、电力设备。华北的部分农村也逐渐变成日本的植棉区。在天津、青岛等大城市，日本单独经营的公司迅速增加，不少工厂、矿山变成中日“联营”的企业。日本商人还大规模地武装走私，使日货泛滥于中国市场，对已经处于衰退状态中的中国民族工商业构成严重的威胁。
中国民族工商业在外国资本、官僚资本的压迫和封建经济的束缚下，处境本来就十分艰难。九一八事变以后，由于东北的沦陷和华北的“特殊化”，国内市场进一步缩小。日本的经济掠夺，更使中国民族工商业陷入困境。1932年以后，民族工商业明显地走向衰败。1934年至1936年间，上海新设工厂为76家，而旧厂因不景气改组的竟为839家，还有238家歇业。全国纱厂拥有的纱锭数，1935年虽比1932年略有增加，但纱锭开工率很低。热水瓶、制药、印刷、橡胶等十几个工业部门的停工率也分别达到25—50％。许多工厂商店陷于破产、半破产的境地。如天津北洋等六家纱厂（号称“北洋六厂”）有四家落入日本资本家之手。上海、天津、青岛三个最大的棉纺织中心，1936年日资纱厂都已取得超越民族资本工厂的优势地位。火柴、面粉等工业，也因受到日本资本的压迫而一蹶不振。
通过华北事变，日本轻而易举地控制了华北大部分地区。从关外到关内，中国人民遭受日本侵略者的残酷蹂躏，而大大小小的汉奸卖国贼，却仗势欺人，狐假虎威。此时有人描述这种情景说：“爱国有罪，冤狱遍于国中；卖国有赏，汉奸弹冠相庆。”日本扩大对华北的侵略，使中华民族陷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
《八一宣言》
日本侵占华北的行动，使中国人民更强烈地感到民族危机的深重，对国民党政府的丧权辱国行为更加感到愤慨。民族资产阶级中要求国民党政府改变对日政策的呼声日益增强。国民党内部的爱国分子，对国民党政府一贯执行不抵抗政策的不满情绪也更明显地表现出来。一些不在南京政府内掌权的地方势力和政治集团，趋向于举起抗日的旗帜来反对控制南京政府的蒋介石、汪精卫集团。
这时，国民党内亲英美派和亲日派的矛盾和分化逐渐加深。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蒋介石集团主要是依靠英国、美国的势力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以汪精卫为首的一部分人则依靠日本的支持，在同蒋介石集团争权夺利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亲日的一个集团。亲英美派和亲日派之间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它们的后台之间的关系。英、美对于日本独占中国东北虽不满意，但是无可奈何。它们既以为日本会止步于山海关外，又以为可以利用日本做反对苏联的先锋，所以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不愿作出实质性的干涉。英、美既然抱这种态度，蒋介石也就在南京政府中和汪精卫实行合作。到1935年，日本愈来愈明显地要把它的势力扩张到华北以至全中国，这就触犯了英、美在华北和华中、华南的利益，使它们的态度有所改变。英、美政府发表声明对日本制造“华北自治”表示“关切”，要求日本尊重“九国公约”，并通过支持蒋介石政权来抑制日本的侵略野心。1935年11月，南京政府在英国支持下，宣布白银国有，实行法币政策，加强了对全国金融的统制。随后法币相继与英镑、美元发生固定的联系。这使日本所期望的“中日经济提携”受到挫折。同年12月，蒋介石接替汪精卫任行政院院长，将南京政府中的亲日派骨干大部分解职。
事实上，这时的英、美还不准备在中国问题上同日本冲突，并不要求南京政府实行坚决抗日的政策。它们只是要求日本仍然承认帝国主义列强共同对中国实行间接统治的局面。日本看准英、美和蒋介石政府的弱点，丝毫未停止其侵略中国的步骤，只是采取的形式比吞并东北稍稍“温和”一些。例如只提出“华北自治”的口号，暂时接受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这样的过渡办法，而不是立即在华北制造一个新的“满洲国”。
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如何挽救民族危亡，如何联合尽可能多的力量进行抗日民族战争，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的最紧迫的问题。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的要求，适时地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这一主张的提出，与共产国际战略策略的转变是有直接关系的。
1935年七八月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会上，季米特洛夫作了《关于法西斯的进攻以及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的报告。报告提出，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首要任务，在于建立广泛的反帝民族统一战线，为驱逐帝国主义和争取国家独立而斗争。会议期间，王明代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作了关于建立反帝统一战线问题的发言。这次大会把建立最广泛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作为各国共产党的基本策略。鉴于法西斯势力在世界范围内日益猖獗的形势，会议要求纠正自1928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以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盛行的“左”倾关门主义倾向。
根据华北事变以来的民族危机加深的形势和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10月1日正式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发表。
《八一宣言》分析了由于日本的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所造成的紧迫形势，揭露了日本加紧侵吞华北和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的面目，指出中华民族已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抗日救国是全体中国人面临的首要任务。宣言明确提出：“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宣言强调建立包括上层在内的统一战线，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范围。为此宣言呼吁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不论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有任何敌对行动，都应当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而奋斗。宣言再次宣告：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实行对日作战，红军愿立刻与之携手，共同救国。宣言建议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的党派、团体、名流学者、政治家和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在国防政府领导下，一切抗日军队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愿意作国防政府的发起人，工农红军首先加入抗日联军，以尽抗日救国的天职。宣言最后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8月25日至27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召开会议，讨论在中国建立反帝统一战线问题。王明在会上作了《为争取建立反帝统一战线和中国共产党的当前任务》的报告，指出：在当前中国的具体情况下，革命力量应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南京政府的斗争，但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蒋介石只要真正停止反对红军的战争并掉转枪口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也不排除与之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
《八一宣言》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这次会议，突出中日民族矛盾，提出抗日救国的政治主张，初步纠正了“左”倾关门主义，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阵营的范围。这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策略开始发生新的转变。
《八一宣言》公布之时，中共中央正在长征途中，并未获悉宣言的内容，但已从华北事变使民族危机加深的形势出发，开始考虑建立更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刚刚到达陕北不久，中共中央即于1935年11月13日发布《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宣言指出：“在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我们的出路，只有坚决的武装起来，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与打倒卖国贼首蒋介石国民党的革命战争。”宣言提出中国工农红军愿同“一切抗日反蒋的中国人民与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11月中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张浩由苏联回国到达陕北瓦窑堡，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共产国际七大战略策略的转变，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明确态度，对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的制定，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随后，中共中央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的名义，于11月28日发表了与《八一宣言》内容基本相同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
这时，在国民党统治区，一切公开出版的报刊都不允许宣传抗日。《八一宣言》是经过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报》和莫斯科出版的《国际新闻通讯》等报刊，传到北平、上海等地的。这个宣言连同中共中央11月13日、28日的两个宣言，在社会各阶层中引起强烈的反响，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一二九运动
正当日本向华北发动新的侵略，华北形势处于严重危急的时刻，1935年12月，北平发生了一二九运动。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北平学联组织发动的一次大规模的抗日爱国运动。它使中国人民被压抑的爱国情绪猛烈地爆发出来。
此时，活动于北平的党组织是1935年11月成立的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在临时工委领导下，北平学生组织成立了北平市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简称北平学联）。一些文化教育界的共产党员和进步教授也努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
在冀察政务委员会即将成立的时候，华北人民痛感华北的沦亡已迫在眉睫。北平、天津的广大青年学生，对于时局的演变尤感关切。清华大学救国会的《告全国民众书》悲愤地喊出了爱国学生共同的呼声：“现在，一切幻想，都给铁的事实粉碎了！‘安心读书吗’？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在中共北平党组织的领导和影响下，北平、天津10所大中学校学生自治会于11月1日发表《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揭露国民党政府非法逮捕、杀戮爱国青年的罪行，并积极准备举行抗日请愿活动。12月6日，北平15所大中学校的学生自治会发表《北平各校通电》，谴责国民党政府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妥协退让政策，痛陈今日之中国“强敌已入腹心，偷息绝不可得”，“今日而欲求生路，唯有动员全国抵抗之一途”。
这时，传来国民党政府准备于12月9日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实现所谓华北特殊化的消息。在这紧急时刻，北平学联党团果断决定，在12月9日这一天，发动一次抗日救国请愿游行。
12月9日，在以李常青、彭涛、周小舟等组成的中共北平临时工委领导下，在姚依林、郭明秋、黄敬、宋黎等在学生中工作的共产党员的组织和指挥下，东北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师范大学、中国大学、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和部分中学的学生涌上北平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游行。数千名学生冲破国民党军警的重重阻挠，汇集在新华门前，向国民党北平当局请愿。学生们提出反对“防共自治”运动，公开宣布中日交涉经过，不得任意捕人，保障地方领土安全，停止一切内战，给予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等六项抗日民主要求。当这些要求被完全拒绝时，游行指挥部立即决定将请愿改为示威游行。广大爱国青年学生齐声喊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反对华北自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武装保卫华北”等为国民党当局所禁止的口号。游行队伍沿途遭到国民党军警的残酷镇压，学生们在大刀、水龙、皮鞭、木棍和枪刺的袭击下，有30多人被捕，数百人受伤。
为抗议国民党政府对学生爱国运动的镇压，在北平学联的领导下，从12月10日起，北平各校学生宣布实行全市总罢课。12月14日，北平的报纸登载了国民党当局决定在12月16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消息后，学联立即决定在16日再次发动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把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推向高潮。
12月16日，北平部分大中学校学生突破军警阻拦，汇集到天桥广场，召开市民大会。北平各界群众和东北流亡同胞纷纷自动参加，与会者达3万余人。在市民大会上，通过了“不承认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华北任何傀儡组织”、“收复东北失地”等决议案。会后，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再次遭到反动军警的血腥镇压，学生被捕者数十人，受伤者300余人。但慑于人民爱国运动的压力，国民党当局被迫宣布冀察政务委员会延期成立。
在北平学生英勇斗争的影响下，全国各地民众纷纷行动起来。从12月11日开始，天津、保定、太原、西安、济南、杭州、上海、武汉、宜昌、成都、重庆、广州、南宁等大中城市，先后爆发学生的抗日集会和示威游行。各地工人在全国总工会的号召下，纷纷举行罢工，抗议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和镇压抗日运动，支援学生斗争。广州、上海的工人召开大会，发表通电，要求对日宣战。12月12日，沈钧儒、马相伯、邹韬奋、章乃器等280余人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12月27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1936年1月28日，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以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陶行知、邹韬奋、沙千里、王造时、史良等为执行委员，沈钧儒为主席，组成执行委员会，统一领导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在此前后，各地爱国人士和爱国团体也纷纷成立各界救国会，发出通电，出版各种救亡刊物，要求国民党政府保卫领土主权，停止内战，出兵抗日。海外侨胞和在外国留学的学生团体，也通过发表宣言等形式，支持国内人民的爱国行动。这样，一些局部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快扩展为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
北平学生的游行示威等活动举行不久，12月20日，中共中央通过共青团号召广大青年：“把反日救国运动扩大起来！到工人中去，到农民中去，到商民中去，到军队中去！”根据党的指示，为将一二九运动引向深入，平津学生联合会组织了500人左右的南下扩大宣传团。在宣传团的基础上，1936年2月1日在北平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抗日民主为奋斗目标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后来很快发展成为拥有2万余人的全国性的组织。广大青年学生深入农村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很快成为各地抗日救亡运动中的骨干力量，成为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助手和领导抗日救亡运动的纽带。民先队的产生与壮大，对团结广大青年，促进抗日救亡运动起了很大的作用。
一二九运动公开揭露了日本吞并华北进而侵略全中国的阴谋，打击了国民党政府的妥协退让政策，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一二九运动中的先进知识青年，走上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为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事业准备了一大批骨干力量。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纪念”②。
【注释】
①《闲话皇帝》一文，是易水（艾寒松）所作，1935年5月4日刊载于《新生周刊》第2卷第12期。该文发表前经国民党有关机关审查过，但国民党政府为迎合日本，除封闭该刊外，还判处杜重远一年两个月的徒刑。国民党上海图书杂志审查机关的有关人员也被革职。
②毛泽东：《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1939年12月9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3页。
作者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时间
出处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P407-4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