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一、红四方面军懋功会师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在四川会理地区进行短期休整。1935年5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县城附近的铁厂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军事行动问题。会议决定中央红军继续北上，并对林彪等怀疑毛泽东的领导、不同意机动作战的主张进行了批评。

    在北上经过少数民族聚居区时，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得到少数民族群众的支持和帮助。在进入大凉山彝族地区时，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彝族果基部落首领果基约旦（小叶丹）杀鸡歃血为盟，实现了民族团结，使红军顺利地通过这个地区。5月下旬，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终年积雪、人迹罕至的夹金山。6月12日，中央红军一部与红四方面军一部在达维镇会师。6月18日，中共中央与中央红军主力到达懋功（今小金）地区。

    红四方面军是在1935年3月至4月下旬渡过嘉陵江、涪江、岷江，到达理番（今理县）、懋功一带的。

    红四方面军为了向四川、甘肃边界发展，配合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的作战，于3月底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经过激烈的战斗，取得强渡嘉陵江成功的重大胜利。红四方面军由此打乱敌人的“川陕会剿”计划，控制了嘉陵江以西纵横二三百里的广大新区，部队发展到8万多人，造成极为有利的形势。但是张国焘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把原定留守根据地的部队、地方武装和一切后方机关都转移到嘉陵江以西。他采取这一行动，是由于对川陕根据地和整个革命形势作了悲观的估计。他看不到坚持川陕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和对于策应中央红军的重大作用，认为尾追中央红军的蒋介石嫡系军队会很快进入四川，红军将招架不住，不如主动撤走。张国焘的这种右倾思想，不可避免地要引起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在战略行动方向问题上与中央发生严重分歧。

    北上与南下战略方针的争论

    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时，摆在党和红军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正确制定统一的红军发展的战略方针。

    中共中央到达川西北地区后，发现这里大多是少数民族聚居地，高山深谷，交通不便，人口稀少，经济贫困，不利于红军的生存和发展。而在此以北的陕甘地区，地域宽阔，交通方便，物产较丰富，汉族居民较多，又是帝国主义势力和国民党统治薄弱的地区，特别是邻近抗日斗争的前线华北。中共中央根据这种形势，主张红军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以便在北方建立抗日的前进阵地，领导和推进全同抗日民主运动。但张国焘却主张红军向西退却到人烟稀少、少数民族聚居的新疆、青海、西康①等地，以为这样可以避开国民党军队的强大军事压力。

    为了解决这个重大的战略方针问题，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懋功北部的两河口召开会议。会上经过讨论，一致同意周恩来、毛泽东等多数人关于北上的意见。张国焘也表示同意。6月28日，根据会议精神作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指出，红军应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甘苏区，为此必须坚决反对当前的主要危险——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6月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同日，中革军委根据两河口会议所确定的战略方针，制定松潘战役计划，准备乘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尚未完全集结、部署就绪的时机，红一、红四方面军协同作战，消灭胡宗南部，控制松潘地区，打开北上甘南的通道。

    两河口会议后，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自懋功一带北上，翻越梦笔山、长板山、打鼓山等大雪山。7月16日，先头部队抵达松潘附近的毛儿盖。张国焘惧怕同战斗力较强的胡宗南部作战，不执行军委计划，借口给养困难，反对北上，主张南下，向四川、西康边境退却，并提出“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有待解决，故意延宕。他自恃枪多势众，公然向党争权，还策动一部分人向中央提出改组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要求由他担任军委主席，给以“独断决行”的大权。中共中央坚决拒绝张国焘等人的无理要求，但为了照顾红军的团结，于7月18日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7月21日，中央政治局在芦花（今黑水城）召开会议，批评张国焘的错误。会后，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北上毛儿盖集中。同日，中革军委决定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的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并将红一方面军第一、第三、第五、第九军团，改称第一、第三、第五、第三十二军。红四方面军的第四、第九、第三十、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军的番号照旧。由于张国焘的拖延，原定的松潘战役计划因敌情变化不能实现，红军不得不改道经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的草地北上。

    8月3日，红军总部制定进军甘肃南部的夏（河）洮（河）战役计划，并把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右路军和左路军。右路军包括在毛儿盖地区的红一方面军的第一、第三军，红四方面军的第四、第三十军，军委纵队的大部分及新成立的红军大学，由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率领集结北上，经草地到班佑。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包括在卓克基及其以南地区红四方面军的第九、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军，红一方面军的第五、第三十二军及军委纵队的小部分，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集结北上，经草地到阿坝，再到班佑与右路军会合。

    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会议，讨论形势与任务。会议重申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战略方针，强调创造川陕甘根据地是当前红一、红四方面军面临的历史任务；为此，要进一步加强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维护两个方面军的团结。决议指出，在红军中必须纠正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的右倾错误。会议还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由周恩来任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8月15日，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指出不论从敌情、地形、气候、粮食任何方面考虑，红一、红四方面军主力均宜经班佑北上，万不宜再事迁延，致误大计。张国焘不执行沙窝会议的北上战略方针，并对坚决拥护中央北上方针的朱德、刘伯承极力加以排斥。8月19日，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常委会议，鉴于周恩来病重，决定由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论证了北上方针的正确，要求左路军迅速向右路军靠拢，以便共同北上。这次会议通过的决定，批评了张国焘企图使红军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海、宁夏、新疆偏僻地区的错误。

    8月21日，右路军从毛儿盖出发，历时数日越过渺无人烟的茫茫草地，到达四川省的班佑、巴西、阿西地区，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到9月初，在中央一再催促下，张国焘才命令红五军进抵墨洼附近，但接着又命令红五军全部返回阿坝，并电令陈昌浩准备率领右路军南下。9月8日，张国焘还致电左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驻马尔康地区的部队，要他们命令正在北上的军委纵队移到马尔康待命，如不听则将其扣留。同日，中央致电张国焘，再次强调指出：如左路军南下，其前途将极端不利。南下沿途均是雪山、老林、隘路，而国民党军队已筑成碉堡，红军绝无攻取的可能；北面反会被国民党军队封锁，断绝退路。南下的川康藏边境，大都是人少粮少的少数民族地区，红军很难在那里立足。而北上则有许多较好的条件，有利于开展抗日的新局面。中央希望左路军立即北上。张国焘无视中央的劝告，于9月9日致电中革军委，坚持“乘势南下”的主张。同时，他又背着中央密电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担任右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看到电报，立刻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经紧急磋商，为贯彻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决定率右路军中的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迅速转移，脱离险境，先行北上，并发出《共产党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红四方面军有的干部不明真相，主张用武力阻拦，徐向前坚决制止这种行动，维护了红军的团结。

    中共中央先行北上后，于9月11日晚到达甘肃省迭部县俄界（今高吉）。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指出：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坚持向川康藏边境退却的方针是错误的；张国焘同中央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对政治形势的分析与敌我力量估量上存在着原则的分歧。中央号召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团结在中央周围，同张国焘的错误倾向作斗争，促其北上。

    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

    俄界会议后，中共中央率领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继续北上，向甘南腊子口前进。经过英勇战斗，红军攻克天险腊子口，越过岷山，于9月18日到达甘肃岷县以南的哈达铺。在这里，根据从当地找到的报纸上获悉的陕北红军和根据地仍然存在的情况，毛泽东提出到陕北去。同时，按照俄界会议的决定，北上部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9月27日，陕甘支队占领通渭县榜罗镇。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此召开会议，正式决定前往陕北，保卫和扩大根据地。会后，陕甘支队越过六盘山，于’10月19日抵达陕甘根据地的吴起镇（今吴旗）。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指出历时一年的长途行军已经结束，今后的战略任务是保卫和扩大西北的根据地，领导全国革命斗争，并以陕、甘、晋三省为发展的主要区域。

    红一方面军在历时一年的艰苦转战中，长驱二万五千里，纵横十几个省，粉碎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战胜无数艰难险阻，实现了空前的战略大转移，胜利地完成了震惊中外的长征。11月初，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在甘泉地区同在陕甘根据地的红十五军团②会师。11月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同日，西北军委宣布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红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建制。

    11月7日，中共中央机关到达陕甘根据地的中心瓦窑堡。

    陕甘根据地是谢子长③、刘志丹等领导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经过多年艰苦战斗创建的。1934年夏，这两支部队先后进行两次反“围剿”，巩固和发展了根据地。红十五军团组成后，在陕甘根据地进行了第三次反“围剿”，并取得重大胜利。1935年九十月间，“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在陕甘根据地实行错误的肃反，逮捕刘志丹等领导干部，造成陕甘根据地的严重危机。中共中央到达陕甘根据地后，立即把被捕的刘志丹、高岗等释放出来，及时纠正了这个严重错误，从而使陕甘根据地转危为安。

    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后，立即迎击国民党军队的“围剿”，11月20日至24日在直罗镇取得歼敌一个师又一个团的重大胜利。这一胜利巩固了陕甘根据地，为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

   

    【注释】

    ①旧省名，辖地包括今四川省西部及西藏自治区东部地区。1935年开始筹建西康省，1939年正式建省，1955年撤销。

    ②红十五军团是由先期长征到达陕甘的红二十五军同原在陕甘苏区的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于1935年9月间合编而成，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全军团共7000余人。

    ③谢子长（1897—1935），于1934年夏在第一次反“围剿”中负重伤，1935年2月逝世。

   

作者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时间 

出处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P289-3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