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田运动

    从1933年2月开始，在大约一年的时间里，中央根据地广泛开展了查田运动。这场运动是作为彻底肃清封建半封建势力、巩固苏维埃政权的一项重要措施提出的。但是，由于中共临时中央力图在运动中全面贯彻其“左”倾土地政策，使运动发生很大偏差，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早在1931年3月，中共中央就发布过《土地法草案》，规定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政策。这个草案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共同起草的，后经共产国际批准。“左”倾教条主义的领导者认为，各个根据地特别是中央根据地原先实行的限制而不是实际上消灭富农经济、给地主以生活出路的土地政策，是“富农路线”、“非阶级路线”，曾多次加以指责。1933年初，临时中央迁入中央根据地后，又多次重复这种指责，并以此作为开展查田运动的根据。

    这时，毛泽东已被解除党和红军中的领导职务，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实际上处在被排挤的地位。1933年2月，临时中央责成他通过政权系统推进查田运动。毛泽东按照临时中央的要求参加对查田运动的领导。在运动开始前，他曾派干部到瑞金叶坪进行试点，取得经验。6月，查田运动广泛开展后，他在指导中提出一些正确的政策和方法。但是，当运动迅速发展以后，“左”倾错误还是占了上风，并且愈演愈烈。许多地方把大量中农特别是富裕中农错划为地主、富农而加以打击，把不少富农当作地主加以打击，发生严重侵犯中农利益、消灭富农经济的错误。到9月8日，苏区中央局不得不作出第二次决议，承认查田运动犯了某些错误，并责成临时中央政府予以纠正。

    10月10日，临时中央政府批准毛泽东6月下旬起草的《怎样分析阶级》的文件，并通过他主持制定的《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决定对20个问题作了明确的具体的规定，其中主要是如何划分地主与富农，如何划分富农与富裕中农，以及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等。决定指出：有无主要劳动“是区别富农与地主的主要标准”；“富裕中农与富农不同的地方，在于富裕中农一年剥削收入的分量，不超过其全家一年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五，富农则超过百分之十五”。决定还规定从事非剥削别人的工作的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应受到苏维埃法律的保护”。临时中央政府还发出命令，要求各级政府按照这两个文件的精神对农村阶级成分进行复查，指出“凡在一九三三年十月十日以前各地处置之阶级成分有不合本决定者，应即依据本决定予以变更”。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明确提出：土地斗争的阶级路线，是依靠雇农贫农，联合中农，剥夺富农，消灭地主。

    当《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刚刚在各地贯彻执行并取得一定成效时，1934年3月15日，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新选出的中央人民委员会，却又根据同年1月党的六届五中全会有关决议的精神，发出关于继续开展查田运动的《训令》。训令认为，纠正过左的错误，是阻碍开展查田运动并给地主、富农以反攻的机会，因而是错误的。训令规定“在暴动后查田运动前已经决定的地主与富农，不论有任何证据不得翻案，已翻案者作为无效”。这样，“左”倾错误又进一步发展起来。湘赣、赣东北等根据地先后开展的查田运动，也经历了类似的反复。

    查田运动中“左”倾政策的推行，不仅过分打击了地主、富农，严重地侵犯了中农的利益，而且破坏了农业生产，损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造成根据地严重缺粮，扩大红军遇到困难，加重了根据地的困难局面。

    错误地开展反对“罗明路线”和邓、毛、谢、古的斗争

    中共临时中央迁到中央根据地后，即在根据地内全面贯彻其“左”倾教条主义的方针，并为此打击了一大批坚持正确意见、有实践经验的领导干部。从1933年2月开始，他们在福建开展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3月，又在江西开展反对“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通过这两次错误的党内斗争，更加强化了“左”倾错误方针在中央根据地的统治。

    罗明时任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1932年10月，毛泽东在闽西长汀同罗明谈话时指出，福建应加紧开展广泛的地方游击战争，配合主力红军的运动战，以便主力红军能够集中兵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同时指出，在上杭、永定、龙岩老区开展游击战争，牵制和打击驻漳州和广东的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对于粉碎敌人的“围剿”，保卫中央根据地十分重要。罗明在省委会议上传达毛泽东谈话的精神，并采取切实措施加以贯彻落实。1933年1月21日，罗明就长汀、连城、新泉的工作，向福建省委写了《对工作的几点意见》，认为红军应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发展，以巩固和扩大闽西根据地。处在根据地边缘区的地方武装应先打击当地的地主武装，对国民党正规军不要硬打，要采取游击战、运动战，从打小仗中锻炼和提高红军的战斗力。他主张要有计划、有步骤地扩大红军，不能一味削弱地方武装去“猛烈扩大红军”；对边缘区、新区工作的指导应不同于巩固的中心区域，不能把中心区域的工作方式千篇一律地照搬到边缘区、新区来。罗明的上述主张，是从闽西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的正确意见。但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错误地认为这是取消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苏区中央局根据临时中央的决定，在党内立刻开展所谓反对以罗明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并撤销罗明的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的职务。

    随后，临时中央又在江西错误地开展反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斗争，亦即反对“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邓小平时任中共会昌、寻邬、安远中心县委书记；毛泽覃曾任苏区中央局秘书长，永丰、吉安、泰和中心县委书记；谢唯俊曾任赣西南特委委员、赣东特委书记、江西省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古柏曾任寻邬县委书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党团书记兼内务部部长、文化部部长。他们依据多年积累的斗争经验和当时的实际情况，分别发表过一些有利于反“围剿”和巩固根据地的意见，抵制冒险主义的错误做法。他们主张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广大农村发展，不赞成“向着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发展”；主张“坚壁清野”，“诱敌深入”，不赞成把敌人挡在根据地大门之外，同敌人硬拼；主张群众武装、地方部队和中央红军都应得到发展，不赞成用削弱地方部队和群众武装的办法来扩大红军；认为根据地的中心区和边缘区的工作应加以区别，不能采取一样的办法。在土地分配问题上，他们坚持“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正确政策。关于行政工作及扩大红军、地方武装等工作，他们主张“由政府计划”，不应由党代替政府去做。在这之前，即1931年11月初赣南会议前后，邓小平对中央领导工作中的一些错误即有过抵制；毛泽覃、谢唯俊、古柏曾批评坚持“左”倾错误的中央领导人为“洋房子先生”，并针对某些人“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的说法，说过苏区的山上有马克思主义，倒是大城市产生了“立三路线”，等等。由于他们的正确意见是对“左”的“进攻路线”和政策的抵制，因此遭到错误的批判和打击。

    1933年3月下旬，苏区中央局直接召开会昌、寻邬、安远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通过决议指责以邓小平为书记的中心县委执行了“纯粹的防御路线”即“罗明路线”，并批评江西省委反“纯粹防御路线”的斗争不深入。4月下旬，在苏区中央局的领导下，江西省委在全省开展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

    这些斗争，实际上反对的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对于反对国民党军队第五次“围剿”的斗争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全国人民抗日斗争的发展和国民党营垒的分化，红军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和根据地建设工作的开展，表明形势发生了更加有利于革命的变化。但由于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红军在新的反“围剿”斗争中遭到空前严重的失败。

    为了发动对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蒋介石做了多方面的准备，强调要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政治上，在根据地周围地区实行保甲制度和“连坐法”；经济上，对根据地实行严密封锁；军事上，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国民党政府聘请一大批德国军事专家当顾问，拟订作战计划；用美国、英国的大批贷款购买军火，增加部队的新式装备。1933年5月，在南昌成立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五省军政要务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蒋介石本人坐镇南昌。6月，蒋介石召开五省“剿匪”军事会议。7月至9月，在庐山举办三期军官训练团，受训者达7500多人。经过半年的准备，蒋介石调集100万军队，自任总司令，决定首先以50万兵力，分几路“围剿”中央根据地的红军。其中，北路军共33个师另3个旅，担任主攻；另有南路军、西路军和第十九路军，分头担任阻止红一方面军向外发展的任务。

    这时，中央根据地的红军主力有8万多人，地方红军和赤卫队等群众武装也较前有发展。尽管形势严峻，如果红军能够正确地估计形势，利用有利条件，针对敌方采取的新战略，灵活运用历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即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集中优势兵力，扬我之长，攻敌之短，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打破这次“围剿”仍然是有可能的。

    毛泽东此时已经离开红军的领导岗位，临时中央直接领导这次反“围剿”斗争。在蒋介石正大力准备“围剿”的时候，1933年6月，临时中央提出红一方面军主力分离作战的方针，即一部分组成中央军，在抚河、赣江之间作战，一部分组成东方军，人闽作战，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取胜，进而夺取抚州、南昌等中心城市。在国民党军队力量占优势的情况下，这种把两个拳头分开来击敌的计划，只能徒然分散兵力，使自己陷于被动局面。结果是，东方军人闽作战虽然取得一些胜利，但连续作战，造成部队非常疲劳；中央军则没有什么仗可打，被置于无用之地。红军由此丧失了进行反“围剿”准备的宝贵时间。

    9月底，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①从上海来到瑞金。李德是一个外国革命者，来到中国是为了帮助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但他完全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只是搬用苏联红军正规战争的经验，这就不能不给中国革命造成严重的损害。临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博古对李德十分信赖和支持。他们实际上是这次反“围剿”的最高军事指挥者。他们废弃过去几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而实行军事冒险主义的方针，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即要求红军在根据地以外战胜敌人。

    9月下旬，国民党军北路军开始进攻中央根据地，28日占领黎川。博古、李德等震惊于黎川一城之失，急忙命令红军主力北上应敌。红军主力在洵口与敌遭遇，打了一个胜仗。博古、李德贸然命令红军向敌军已修筑坚固阵地的硝石、资溪桥等地进攻，结果连战不利。到11月中旬，红军连续作战近两个月，不仅没有能在敌占区或敌我交界区打败敌人，反而因辗转于敌军的主力和堡垒之间，遭到很大损失，陷于被动地位。

    红军在北线进攻作战中遭受几次挫折以后，临时中央领导人即由军事冒险主义转变为军事保守主义。他们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短促突击”②的战术，强令装备很差的红军同用新式武器装备起来的国民党军队打正规战、阵地战、堡垒战，同敌人拼消耗。

    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参加“围剿”红军的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公开宣布抗日反蒋，在东方前线掉转枪口向蒋介石集团反戈一击的事变。第十九路军自上海抗战受挫后，先后被调往江西、福建“剿共”。这支部队的将领蔡廷锴、蒋光鼐在同红军作战多次受挫中认识到，继续进行“剿共”内战没有出路，决心联合国民党内反蒋势力李济深、陈铭枢以及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黄琪翔等，共同走抗日反蒋的道路，并采取联合共产党的步骤。1933年10月26日，福建政府及第十九路军代表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代表在江西瑞金签订《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11月22日，以李济深为主席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通称福建人民政府）在福州成立后，双方又签订《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相互停止军事行动，确定边界，并恢复交通贸易关系。随后，从福建往根据地运送大量的食盐、布匹、药品、军械等物资，实际上部分地解除了对中央根据地的经济封锁。这是国民党军队中响应中国共产党1933年1月17日宣言，接受三个条件，同红军实行停战抗日的第一支部队。

    中共临时中央如能对这一事变采取正确的策略，对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将是十分有利的。11月24日，周恩来致电博古、项英、李德，指出蒋介石目前正推延进攻中央根据地，抽调兵力入闽，镇压福建人民政府，红三、红五军团应侧击蒋介石的入闽部队。张闻天认为，应在军事上与第十九路军采取配合行动。毛泽东向临时中央建议，以红军主力突破敌之围攻线，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但博古等害怕丢失根据地，不敢实行向敌人后方打出去的方针，拒绝采纳上述意见，要红军继续在内线作战。

    由于受到军事“讨伐”和政治分化的压力，加上领导本身失误等原因，第十九路军很快被蒋介石的军队击败，福建人民政府于1934年1月宣告解体。中共临时中央由于继续把中间派看成是“最危险的敌人”，坚持执行关门主义的错误方针，没有在军事上给予第十九路军的反蒋斗争以直接有力的配合，从而既丧失了与国民党内抗日反蒋派结成联盟的机会，也使红军丧失了借助这次事变打破第五次“围剿”的一个十分有利的战机。

    正值前方红军鏖战之际，1933年12月20日，李德以统一前后方指挥为名，建议并经临时中央决定，取消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和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的名义和组织，将“前方总部”撤回后方，并入中革军委机关。按照这个决定，朱德、周恩来被调回后方。中央根据地的红军各军团和其他独立师、团直接由中革军委指挥作战。通过这一措施，李德进一步控制了军事指挥权。1934年1月，红一方面军总部与中革军委合并，红一方面军再次称中央红军。

    1934年1月中旬，中共临时中央在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博古主持会议并作报告，将“左”倾错误发展到顶点。第一，不顾敌强我弱和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的不利形势，照搬共产国际第十二次执委会决议，判断“中国的革命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极力夸大革命形势，认为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将决定中国“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并断定这个问题将会在最短的历史时期内得到解决。第二，宣称“在我们已将工农革命民主专政推广到中国重要部分的时候，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将成为共产党的基本任务”。第三，主张集中火力反对中间派别，在反帝运动和工人运动中只搞下层统一战线。第四，在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等口号下，在党内和红军内继续推行宗派主义的过火斗争和打击政策。全会改选了中央政治局，选举产生了中央书记处，博古仍为中央主要领导人。

    “左”倾错误的进一步发展，使得红军在反“围剿”中只能继续执行前一段的错误的战略战术，从而在蒋介石重新发动的进攻面前遭到更为严重的损失。

    蒋介石在打败第十九路军之后，重新集中兵力从东、西、北三面向中央根据地中心区逐步推进，同时命令粤军在南面对红军实行防堵。由于推行李德的堡垒对堡垒和“短促突击”战术，红军分兵把口，处处设防，用土堡垒去对付敌人的飞机大炮，并且经常轻率地以主力对敌军的堡垒阵地发动进攻，舍弃自己擅长的运动战和游击战战术，而去同强敌拼消耗。结果是敌人步步推进，红军节节抵御，屡次遭受严重损失。

    1934年4月中下旬，国民党军队集中力量进攻广昌。毛泽东和张闻天都不主张进行广昌保卫战，但李德不采纳他们的正确意见。博古、李德等命令红军主力保卫并不利于坚守的广昌，同敌人进行“决战”。从4月10日开始，国民党军队向广昌发动进攻。参加保卫战的红一、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第十三师等部英勇奋战，坚守阵地，付出很大牺牲。4月27日，国民党军队集中10个师的兵力，在飞机、大炮的支援下会攻广昌。红军各部队依托阵地，打退敌军多次进攻，并实施“短促突击”战术，但未能摆脱被动局面。博古、李德被迫放弃坚守广昌的计划，命令红军撤离广昌。4月28日，红军退出广昌。广昌保卫战是红军历史上最典型的阵地战、消耗战，使红军遭受重大伤亡。在历时18天的战斗中，红军毙伤俘敌2600余人，而自身伤亡高达5000余人。这对以后红军的作战，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国民党军队占领广昌后，分兵向根据地中心兴国、宁都、石城等地突进，红军又奉命实行“六路分兵”、“全线防御”，结果进一步陷于被动局面。

    广昌失守后，根据地日益缩小，军力、民力和物力消耗巨大。国民党军队调整部署，加紧对根据地中心地区的“围剿”，红军虽经顽强抵抗，但节节失利，陷入困境。到9月下旬，中央根据地仅存瑞金、会昌、雩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县的狭小地区。在这种情况下，红军只能被迫撤离中央根据地了。

   

    【注释】

    ①李德（1900—1974），原名奥托·布劳恩（Otto Braun），德国共产党党员。曾在莫斯科陆军大学（即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不久即到中国担任共产国际军事顾问。1933年9月底到达中央根据地。1939年8月从中国陕北回莫斯科。

    ②“短促突击”，是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提出的战术原则。这一战术原则要求红军在敌人修筑堡垒、步步为营地向前推进的情况下，也修筑堡垒防御阵地，以堡垒对堡垒，当敌人走出堡垒前进时，则在短距离内对敌人进行突击。“短促突击”作为战术手段是可以运用的，但把它上升到战法，用以支撑消极防御的方针则是错误的。

   

作者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时间 

出处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P373-3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