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

    正当国民党统治集团调动兵力大规模“围剿”红军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了武装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发生在沈阳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政府长期以来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是它企图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而采取的严重步骤。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蓄谋已久的。还在清朝末年，它就通过发动甲午战争和1904年至1905年在中国东北进行的日俄战争等侵略扩张行动，迫使清政府订立不平等条约，侵占中国台湾，并把中国东北的南部地区强行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日本在中国东北设立殖民机构，如关东都督府、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驻奉天总领事馆等，建立关东军，对东北进行全面的政治、军事控制和经济掠夺。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政府召开东方会议制定《对华政策纲要》。会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根据会议精神起草一份奏折呈送天皇（即“田中奏折”）。东方会议和“田中奏折”，确立了先独占中国东北、内蒙古进而侵占全中国的扩张政策。

    1929年秋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使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间、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空前尖锐。为了摆脱危机，帝国主义各国政府在对国内各阶层人民进行残酷统治和压榨的同时，加快了对外侵略扩张的步伐。日本受到这次经济危机的猛烈冲击，国内阶级矛盾日益激化。面对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日本统治集团更急于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以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摆脱经济危机带来的困境。1931年上半年，日本政府及其在中国东北的殖民机构加紧进行武装侵略的一系列政治、军事部署。从九一八事变开始的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完全是在精心策划下发动的。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驻中国东北的侵略军——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以此为借口，突然袭击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9月19日晨，日军侵占沈阳，随即在几天内侵占安东（今丹东）、海城、营口、辽阳、鞍山、铁岭、本溪、抚顺、四平、长春、吉林等20多座城市及其周围广大地区。9月，辽宁（除锦州及辽西）、吉林两省沦陷。11月，黑龙江省基本沦陷。1932年1月，锦州及辽西地区沦陷。2月，哈尔滨沦陷。至此，在短短四个多月内，整个东北百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沦为日本的占领地。

    日本所以能够如此轻易地实现它的侵略计划，主要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对日本的侵略实行不抵抗政策的结果。九一八事变前，日军已在中国东北制造多起事端（如万宝山事件①、中村事件②等），其侵占东北的野心早已昭然于世。但是，蒋介石既忙于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和军阀混战，更忙于调集军队“围剿”红军，而置民族危机于不顾。1931年7月至9月，蒋介石调集30万大军对中央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并亲赴南昌督战。七八月间，他连续致电张学良，训令地方当局压制人民对日本挑衅的反抗。中村事件发生后，他在8月16日的电报中称：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南京政府竟电告东北军：日军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

    张学良在1928年底实行东北易帜的时候，本想通过依附南京政府来增强自身抵抗日本的实力，不料却被蒋介石拖入关内内战的漩涡，使东北的防务受到削弱。1930年9月和1931年7月，东北军十几万人先后进驻北平（1928年6月北京改称北平）、天津一带。尽管如此，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日本关东军只有1万多人，而中国东北军留在关外的兵力仍有十几万。但这些东北军部队多次接受力避冲突的训令，在日军的突然袭击面前，除小部分违反蒋介石的命令奋起抵抗外，其余均不战而退。

    蒋介石采取不抵抗主义的基本理由是“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③。他所谓的安内，主要是指继续“围剿”工农红军、镇压抗日爱国力量和排除内部异己力量。他所谓的攘外，在此时其实不过是谋求同日本侵略者的妥协。同清朝末年以来的反动统治者一样，蒋介石总是把国内革命人民看作致命的敌人，决心用主要的力量来对付。他认定“外寇不足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因此，必须“先清内匪再言抗日”④。他由于不愿发动人民，因而十分缺乏争取抗日斗争胜利的信心。他袭用过去中国统治者以夷制夷的故伎，把制止日本侵略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企求英、美等国出面干涉上，幻想依赖国际联盟（简称国联）⑤压迫日本撤兵。9月21日，南京政府就九一八事变向国联提出申诉，并向全国宣告，“要求国人镇静忍耐”，“信赖国联公理处断”⑥。

    但是，为英、法等国操纵的国联并不像国民党政府所希求的那样，对日本实行制裁措施。国联理事会对日本的侵略不作任何谴责，只是劝告中日双方协商日方撤兵事宜。日本对国联作出的限期撤兵的决议拒绝接受，国联也无可奈何。1932年1月，国联成立由英、美、法、德、意五国代表组成的调查团，随即来中国东北进行调查，并于10月公布国联调查报告书。报告书总的倾向是牺牲中国，姑息日本的侵略行为。它提出一个对中国东北实行国际共管的方案，反映了英、美、法等国不甘心日本独占而要共同控制中国东北的企图。但是日本以宣布退出国联加以抗拒。日本这种放肆侵略中国和大胆对抗国联干预的行为，加深了它同英、美、法等国之间的矛盾。后者不愿日本扩张其在华势力，损害它们自身在中国的权益，但又想利用日本对付苏联和遏制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坐收渔人之利。同英、法两国相比，美国对中国东北地区的贸易和投资在九一八事变前有较快的增长，它对日本的不断扩张表示明显不满。九一八事变后，美国政府提出所谓“不承认主义”。实际上，这个“不承认主义”所维护的并不是中国的主权，而是美国的在华特权和利益。虽然美国限于种种条件还不愿对日本作出多少实质性的反应，但美、日两国统治者都看到，它们之间围绕中国问题的利害冲突将会发展下去。

    全国性的抗日救亡运动

    日本对东北三省的大规模侵略强烈地震动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看到大片国土迅速沦丧，政府屈辱退让，无不痛心疾首，义愤填膺。一个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快在全国许多城市和村镇兴起。工农商学兵各界民众团体和知名人士，纷纷发表通电，抗议日本的侵略暴行，要求国民党政府抗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也多次发表宣言、作出决议，号召工农红军和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许多大中城市举行各界抗日救国大会，游行请愿，参加阶层之广，规模之大，为几年来所未见。上海、北平举行的各界抗日救国群众大会，参加人数达十几万。1931年9月21日和24日，上海3.5万名码头工人先后举行反日大罢工，拒绝为日本船只装卸货物。南京、天津、北平、汉口、青岛、太原、芜湖、长沙、重庆、桂林、汕头等城市的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也都以集会请愿、募集捐款、禁售日货等形式，掀起抗日爱国运动的热潮。许多城市的工商业者也举行抗日集会，同群众一道开展抵制日货的活动，给予日本经济侵略以相当严重的打击。

    青年学生更是勇敢地走在爱国运动的前头。许多城市的大、中学生举行集会游行，发表通电，开展抗日宣传，建立抗日团体，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武装民众，出兵抗日。随着东北事态的日趋严重，学生运动的浪潮也愈益高涨。从9月末开始，许多地方的学生由分别向当地政府请愿，发展到派代表或自行结队汇集到南京向国民党中央请愿。愤怒的学生殴打了南京政府外交部部长王正廷，迫使蒋介石几次出面接见学生，答复质问。11月，蒋介石表示“个人决心北上”以欺骗舆论，学生乘机发起“送蒋北上抗日”运动，一时间到南京敦促政府出兵的学生达2万多人。11月末，国民党政府向国联提议将锦州划为“中立区”交由国际共管，企图以承认日本占领东北来谋求对日妥协。学生闻讯后更加愤怒，立即改请愿团为示威团，又一次掀起前往南京示威的高潮。12月17日，汇集南京的各地学生3万多人举行联合大示威，但遭到大批国民党军警的压制和阻拦。

    从1931年10月开始，在东北相继兴起为数众多的抗日义勇军。其中较著名的领导人有黑龙江省的马占山⑦、苏炳文，吉林省的李杜、丁超（后于1933年1月投降日军）、王德林、冯占海，辽宁省的黄显声、唐聚五、邓铁梅等。他们多数是属于东北三省的军、警界人士。他们领导的斗争给日军以相当大的打击。11月，马占山统率黑龙江驻军所进行的嫩江桥抗战，是一次较大规模的抵抗，对东北抗日斗争一度发生重要的影响。义勇军的斗争揭开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序幕。但这些义勇军由于没有统一的组织和指挥，领导人物成分复杂，意见分歧，只奋战了一年有余。

    声势浩大的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高潮，冲击着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引起国民党内各派系之间矛盾的激化。还在1931年5月，汪精卫、孙科、陈济棠、李宗仁等反蒋派就在广州另外成立一个“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同南京的国民党中央和政府分庭抗礼。此时他们更利用全国高昂的民气，发动对蒋介石集团的猛烈攻击，一时形成颇为浓厚的倒蒋气氛。几个地方军阀也各据一方，拥兵自重。国民党反动统治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12月15日，蒋介石被迫辞去国民政府主席及行政院院长职务，并将属于粤系的第十九路军从江西调出，卫戍京沪。这样，宁粤双方取得暂时和解，组成以孙科为首的所谓统一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但是，蒋介石的“下野”，不过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他表面上不问政事，实际上仍操纵着南京政府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大权。1932年1月中旬，汪精卫同蒋介石在杭州谈判，达成权力分配的协议，蒋介石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汪精卫任行政院院长。蒋、汪再度实现合作。汪精卫对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政策表示全力支持。这成了他们合作的基础。

    日本侵占东北三省以后，又很快在上海发动侵略战争，以转移国际上对中国东北问题的关注，迫使国民党当局承认其占领东北的既成事实，并把上海变成它侵略中国内地的新基地。同在东北一样，日军事先制造一系列事件作为借口，接着于1932年1月28日夜发动对上海闸北区的进攻（即一二八事变）。蔡廷锴、蒋光鼐率领的第十九路军进行了英勇抵抗。上海各界民众纷纷组织义勇军、敢死队、救护队协助作战，护理伤员，捐献慰劳金和慰劳品。全国各地民众和海外华侨仅捐给第十九路军的款项即达700余万元。中国共产党通过上海党组织发动群众，支援前线。中共江苏省委领导下成立的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在这一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有力支援下，第十九路军和随后参战的第五军（张治中任军长）部分官兵，不顾武器装备和兵员数量远不如日军等种种困难，发扬顽强战斗、不怕牺牲的爱国精神，坚持抵抗一个多月，取得重大战果。日本侵略军被迫三易主帅，数度增兵，结果是损伤1万余人却无法实现速战速决的迷梦。上海数十万军民同仇敌忾，齐心御侮，涌现出大量可歌可泣的爱国英雄事迹。

    蒋介石、汪精卫联合掌权的国民党政府，对一二八事变提出所谓“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实际上是要在略作抵抗之后仍然请求英、美等国出面调停，求得对日妥协。最后，中国军队在腹背受敌又无援军的情况下，不得已于3月1日奉命放弃前线阵地，撤出上海。经过英、美等国“调停”，中日双方代表进行谈判，于5月5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协定规定上海至苏州、昆山一带地区中国军队不能驻扎，只能由警察接管，而日本反而可以在许多地区驻扎军队。这个屈辱的停战协定传出后，遭到上海人民乃至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上海各团体抗日联合会等群众组织通电表示抗议，指责国民党政府丧权辱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也在通电中反对这一协定。

    这时，国民党统治集团决定加强对内部的控制和对人民的压迫。《淞沪停战协定》签订不久，蒋介石就正式宣布“攘外必先安内”为国民党处理对内对外关系的基本国策，立即部署对南方革命根据地红军的第四次“围剿”，并将英勇抗日的第十九路军调往江西参加“剿共”。对许多地方的群众抗日活动，也采取措施进行压制和取缔。这样，全国性的抗日爱国运动暂时遭受了挫折。

    日本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使中国国内出现了新的政治形势。民族危机的尖锐化，使城市的抗日爱国运动沸腾起来。青年学生再次发挥了先锋作用。在知识界的上层分子中，在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中，许多人发出了要求国民党当局在政治上“改弦更张”，抵抗日本，实行民主的呼声。有的人甚至对国民党进行了强烈的谴责。1931年12月，各界人士熊希龄、马相伯、章炳麟、沈钧儒、左舜生、黄炎培等60余人组成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连续发表宣言、通电，要求“立时解除党禁，进行制宪”，“万不宜复袭训政之名，行专制之实”。一些本来支持或不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报刊也发生了变化。商办的上海《申报》和《新闻报》甘冒风险，刊登学生的抗日宣言。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发表评论，指责国民党当局断送东北三省，“不知尚有何颜面以对人民？”上海的《社会与教育》周刊发表文章，提醒国民党当局“不可再妄存依赖别国积极援我的虚想”，而应自己奋斗。天津的《大公报》也发表主张抗日的评论。大公报社所办的《国闻周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指责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等“误国多矣”。北平的《世界日报》发表社论，反对对日本的侵略实行退让，劝告蒋介石等人改变不抵抗政策，否则，“异日即起诸公之白骨而鞭之，亦何足赎罪于万一”。

    事实表明，在日本大举入侵东北以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已开始发生深刻变化。日本竭力用武力扩大在中国的独占范围，正在成为中华民族的首要敌人。反对日本侵略的民族革命斗争，正在成为中国各族人民的主要斗争。中国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阶级、阶层都有可能参加到这一革命斗争中来，民族革命的阵营将空前扩大。中国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出现了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来不曾有过的革命发展的新形势。如何科学地估计这一形势，并制定正确的路线和政策，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重大任务。

    共产党人与部分国民党人合作抗日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按照预定计划，加紧在中国东北建立傀儡政权，把已被废黜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从天津秘密接到东北。1932年3月9日，在吉林长春宣布成立以溥仪为“执政”的“满洲国”。1934年3月1日，“满洲国”改称“满洲帝国”，溥仪改称“皇帝”。日本及其卵翼下的伪满政权，对东北人民实行野蛮的法西斯统治，残酷迫害和屠杀抗日人民。仅1932年9月在抚顺平顶山一次就集体屠杀3000多人。它们在经济上实行“统制”政策，大量掠夺东北的财富，摧残中国民族工商业。在文化教育上实行法西斯文化专制政策，篡改历史，企图在东北人民中泯灭中国民族文化和民族意识。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原有的约30所大专院校，几乎全部被查封。规定重新开办的小学、中学、大学，必须把日语列为主课，并实行殖民主义的奴化思想教育。日本通过加强殖民统治，逐步地把东北变成它侵略华北乃至全中国的战略基地。

    日本在巩固和加强对中国东北的统治的同时，更把侵略的矛头进一步指向了华北。1933年1月初，日军攻占华北与东北的交通咽喉山海关。2月下旬，日军及伪军10余万人分三路向热河进犯。3月初，国民党的热河省主席不战而逃，百余日本骑兵轻而易举地侵占省会承德，热河全省沦陷。日军占领热河后，迅即南下向长城线上的军事要隘喜峰口、冷口和古北口等地进犯，侵略矛头直指北平、天津。驻守长城的中国军队，包括原属冯玉祥的西北军、原属张学良的东北军及蒋介石嫡系的中央军共13个军，在全国抗日浪潮的推动下，奋起抵抗，重创日军，使全国人心为之一振。然而，当国民党军队中的爱国官兵纷纷请缨杀敌时，蒋介石竟宣称，在“剿共”前线的将领“若复以北上抗日请命，而无意剿匪者”，“决不稍加姑息”；“侈言抗日”者，“立斩无赦”⑧。由于国民党政府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驻守长城的中国军队得不到有力的支援，奋战两个多月，伤亡惨重，终归失败。日军在侵占长城各口的同时，一面侵占察哈尔省东部的多伦、张北等七县，一面南进侵占河北省的密云、平谷等地。已经侵占冀东的日军强渡滦河西进，到5月下旬占领唐山、玉田、三河、香河等县，直逼通县，造成包围平津的态势。

    5月初，日本军部确定了对华北国民党当局实行“以迫和为主，内变策应为从”的方针。国民党政府急于同日本妥协，成立以黄郛为委员长的北平政务委员会，负责对日交涉停战问题。5月31日，由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总参议熊斌与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签订《塘沽协定》，规定中国军队一律迅速撤退至延庆、昌平、顺义、通县、香河、宝坻、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尔后不得越过该线，不作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这个协定，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中国东北三省和热河省的侵占。这就使整个华北门户洞开，为日军进一步扩大侵略提供了条件。

    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继续高举抗日的旗帜。1933年1月17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精神和中共代表团讨论的意见，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名义起草的宣言正式发表，首次提出中国工农红军准备在三个条件下同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对日作战的协定。这三个条件是：（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1月2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即“一二六指不信”）。信中指出：日本侵占东北后，“不仅满洲的工人农民苦力小资产阶级（小手工业者，学生，城市贫民）对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表示极端敌视，而且有一部分的有产阶级直到现在对侵略者抱敌视态度”。因此，要“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计算到特殊的环境）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的与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指示信在说明对各种游击队的政策时，除继续强调建立下层统一战线外，也提出“在某种程度和范围内，或能实行上层的统一战线”，“与民族资产阶级的某一部分实行统一战线”。5月15日，中共满洲省委扩大会议作出关于接受中央“一二六指示信”的决议，明确指出应“联合一切反日力量，开展反日反帝斗争与反日游击运动”，并建立抗日联合军指挥部，以实现抗日武装的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在三个条件下同任何武装部队联合抗日的主张以及“一二六指示信”，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反映了党的认识的发展，表明党已经开始调整政策，朝着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迈进了一步。尽管由于这时党内“左”倾关门主义的方针还没有根本改变，又由于国民党统治集团仍然坚持反共内战和对日妥协的政策，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还难以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但这一主张对于推进全国的抗日民主浪潮，对于促进一部分国民党爱国军队和爱国人士同共产党人合作抗日，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一度被国民党政府镇压下去的抗日民主运动于1933年重新活跃起来。不仅工人、学生纷纷举行集会，发表宣言、通电，要求政府出兵抗日，而且社会各界人士，包括工商界、文化教育界、宗教界、海外华侨以及国民党内部一些爱国民主人士，也都积极活动，呼吁抗日。1933年2月，北平、天津、上海各界人士在北平集会，宣告成立东北热河后援协进会。抗日救国日益成为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共同呼声。

    蒋介石集团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引起广大人民的不满和社会舆论的谴责。1933年1月20日，上海《申报》发表《攘外与安内孰先？》的时评，对“欲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提出批评。4月12日，天津《益世报》发表评论，批评蒋介石“清共以前，绝对不言抗日”的政策，“此则期期以为不可”，指出“先清内，后对外”，其结果是中国人自相屠杀，“外敌获取渔人之利”。“从民族观念的立场上说来，与其被外族征服，毋宁在同族中示退让”。胡适主持的政治性周刊《独立评论》，也在1月15日出版的第三十五号上发表丁文江的题为《假如我是蒋介石》的文章，批评不抵抗政策“是最下流的自杀政策”，它使中国变成“一大块肥肉”，让日本从从容容地“一刀一刀的割去”；“我们越不抵抗”，日本的“全亚洲主义越实现的快”。文章还建议蒋介石“立刻与共产党商量休战，休战的唯一条件是在抗日期内彼此互不相攻击”。

    以宋庆龄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坚决反对蒋介石集团的独裁统治和不抵抗政策。1932年12月，宋庆龄和蔡元培、杨杏佛等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这个进步团体一面积极营救被国民党政府逮捕的爱国革命人士，包括共产党人如罗登贤、廖承志、陈赓等；一面揭露和抨击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法西斯恐怖统治，争取人民的各项民主自由权利。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还同上海20多个进步团体一起，组织国民御侮自救会。1933年5月24日，宋庆龄在自救会筹备大会上发表演说，号召团结全国抗日力量，反对国民党的妥协投降政策。她要求国民党政府派遣军队并组织义勇军抵抗日本侵略，立即恢复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停止向苏维埃区域进攻。她还介绍了中华苏维埃政府1月17日宣言中提出的愿在三个条件下同任何军队合作抗日的主张。

    在全国抗日浪潮的推动下，1933年5月26日，冯玉祥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九一八事变后，冯玉祥曾多次发出通电，呼吁团结抗日，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他总结北伐战争后期同中国共产党分裂的教训，重新谋求同共产党合作，并同共产党的北方组织建立了联系。以冯玉祥为首的抗日同盟军得到共产党人的大力帮助，也得到群众的广泛支持，队伍很快由数千人发展到10万余人。抗日同盟军于6月中旬在张家口召开军民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同盟军的纲领等决议案。会后，冯玉祥任命吉鸿昌为北路前敌总指挥，方振武为北路前敌总司令，率部北上迎击日、伪军。6月下旬至7月初，抗日同盟军连克康保、宝昌、沽源等县，于7月12日收复察北重镇多伦，并乘胜收复察哈尔省全部失地，使全国人心十分振奋。

    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在抗日同盟军中的工作。党在同盟军内建立前线工作委员会，受中共河北省委领导；并在军内正式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党员约有300人。共产党员在同盟军中积极进行抗日的宣传、组织工作，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工农运动，以塞外名城张家口为中心，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热潮。但此时中共临时中央的领导者仍然不能正确认识国内阶级关系发生的深刻变化，不能正确地处理同国民党内愿意与共产党合作抗日的爱国将领的关系。他们认为冯玉祥同其他国民党新军阀“根本没有区别”，指责在同盟军内工作的共产党员只是“忙于组织‘暂时的上层的统一战线’”，而没有注意对下层群众的争取，是“右倾”、“机会主义”等等。临时中央和中央驻北方代表还错误地指示同盟军中党的前委，要求将在党影响下的军队“发展成为红军”，带到河北、山西两省交界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这种错误方针，使得很多共产党员经过艰苦努力建立起来的局部合作抗日的局面难以维持下去。

    国民党政府对抗日同盟军采取软硬兼施的破坏政策，先后调集16个整师共15万余人的兵力进行“围剿”，并对冯玉祥部下进行政治拉拢和分化瓦解。冯玉祥在内外交困、腹背受敌的情况下，被迫于8月5日通电宣布将察省军政大权交国民党政府任命的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办理，随后撤销抗日同盟军总部。

    冯玉祥离去后，抗日同盟军的大部被宋哲元收编，在共产党影响下的部队1万余人根据前委决定，转战于热河、长城一线。到10月中旬，该部在北平近郊遭受日军和国民党军队的联合进攻，终因众寡悬殊，伤亡惨重，弹尽粮绝而失败。方振武被迫流亡香港⑨。吉鸿昌乔装潜回天津。他于1934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继续进行抗日活动。11月9日，他被国民党政府逮捕，11月24日在北平就义。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虽然遭到失败，但中国共产党开创的同部分国民党人局部合作抗日的新局面及其经验，对于推动全国的抗日运动，促进国共两党以后的合作抗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注释】

    ①1931年4月，长农稻田公司经理、汉奸郝永德承租长春北郊万宝山村荒甸地近400余垧。随后他擅自转租给朝鲜人，开沟挖渠，引水灌溉，致使中国农民耕地被淹，引起纠纷。7月2日，日本领事馆派日警镇压，中国农民死伤数十人，被捕受刑者10余人。

    ②日本参谋部的现役大尉中村震太郎，伪装农业专家，于1931年五六月间潜入吉林洮南地区刺探军事情报，被中国驻军捕杀。日本以此为借口，增兵南满，准备武装侵略中国。

    ③蒋介石：《外交为无形之战争》（1931年11月30日），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626页。

    ④蒋介石：《告各将领先清内匪再言抗日电》（1933年4月6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35页。

    ⑤国际联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列强于1920年1月成立的国际组织。英、法两国在国联中有最大的发言权。美国没有参加国联，但在日本侵略中国的问题上，基本上支持国联的立场，并参加了一些活动。

    ⑥《蒋主席召集会议决定对日方略纪事》（1931年9月2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281页。

    ⑦马占山（1885—1950），曾任东北陆军第十七师骑兵第五旅旅长、黑龙江陆军步兵第三旅旅长、黑河镇守使兼警备司令、黑龙江省政府主席。1932年2月一度投降日军，4月又宣布反正，年底退到苏联。1950年在北京病逝。

    ⑧蒋介石：《告各将领先清内匪再言抗日电》（1933年4月6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35—36页。

    ⑨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方振武决心回内地参加抗日工作，刚踏入广东省境，就被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忠义救国军”逮捕杀害。

   

作者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时间 

出处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P332-3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