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
在革命遭受严重失败的极为严峻的形势下，要不要坚持革命？如何坚持革命？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两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党以武装起义的实际行动，对此作出了初步而又明确的回答。
为了使革命走向复兴，党领导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派遣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赴江西九江，准备组织中国共产党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中的一部分力量，联合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重回广东，以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7月20日，因发现张发奎已经站在汪精卫一边，李立三等立即抛弃依赖张发奎的计划，提议独立发动反对南京和武汉的国民党政府的军事行动，即南昌起义。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在获悉李立三等人的提议后，正式确定了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的部署。随后，向共产国际报告了起义的计划。
这时，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所辖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是由共产党人叶挺指挥的；第四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第七十五团是以北伐战争时期的叶挺独立团为骨干编成的，第十师第三十团是为共产党所掌握的；第二十军是由接近共产党的贺龙（在起义后南下途中加入中国共产党）指挥的。这些部队在“东征讨蒋”名义下，均已从武汉调到九江地区。7月下旬，汪精卫、张发奎感到贺龙、叶挺的部队“不稳定”，企图以开会的名义把贺、叶召集到庐山，解除他们的兵权。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得知这一消息后，秘密从庐山赶赴九江，与叶挺、贺龙商量对策，决定不执行将所辖部队集中到德安的命令，而把部队开到南昌及其附近地区。在南昌，还有原由朱德指挥的受共产党影响的第五方面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和南昌市公安局保安队。这些部队，是党在大革命时期培植和给予重要影响的正规革命武装的主要部分，也是举行南昌起义的主要军事力量。
7月27日，周恩来从武汉经九江到达南昌。根据中央的决定，中共前敌委员会（简称前委）成立，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周恩来任书记。前委当即决定于7月30日起义。
正当起义准备工作紧张进行时，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根据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发来的电报。电报指出：“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是可行的。”①中共中央分析形势后，认为南昌起义有成功的把握，决定派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张国焘以中央代表身份赴南昌，传达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指示。7月30日晨，张国焘赶到南昌。由于他仍对张发奎存有幻想，所以主张一定要得到张发奎同意后方能举行起义。这个意见被前委否决。7月31日，前委决定8月1日凌晨举行起义。
8月1日凌晨，在以周恩来为首的前委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在党直接掌握和影响下的军队2万余人，举行南昌起义。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起义军全歼守敌3000余人，占领南昌城。聂荣臻、周士第在南昌附近的马回岭将第二十五师的大部分部队也拉出来参加起义，于8月2日赶到南昌。
为了争取和团结国民党中一部分愿意继续革命的人士，揭露蒋介石和汪精卫背叛孙中山革命精神的面目，这次起义仍使用国民党左派的旗帜。起义胜利后，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举宋庆龄、邓演达（以上二人未到南昌）、贺龙、周恩来等25人为委员，以宋庆龄、邓演达等七人组成主席团。同时以宋庆龄等人的名义发表《中央委员宣言》，指出南京的蒋介石和武汉的汪精卫等曲解三民主义，背叛国共合作，毁弃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已成为孙中山事业的罪人；号召一切革命者团结一致，继承孙中山的革命遗志，“继续为反帝国主义与实行解决土地问题奋斗”。起义部队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下辖第九、第十一、第二十军共三个军②。革命委员会任命贺龙为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代总指挥，叶挺为代前敌总指挥。
8月3日，起义军按照中央在起义前的决定，开始撤离南昌，取道临川（抚州）、宜黄、广昌，南下广东，以期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并占领出海口，取得国际援助，然后重新举行北伐。但这时国民革命军的大部分已经转到反革命方面，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部队力量弱小，不可能重新进行像大革命时期北伐那样的以占领城市为中心目标的革命战争。起义军在退出南昌后，没有认识到应就近到江西、湖南、湖北广大农村，同还没有完全被反革命势力镇压下去的农民运动相结合，以便逐步积蓄和扩大革命力量，而是忙着南下广东，劳师远征，争夺城市和出海口。这样，就使自己陷入不利的境地。
起义军向广东进军途中，由于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薄弱，天气又很炎热，士兵逃跑和病倒的很多，部队减员严重。在起义时就表现动摇的第十一军第十师师长蔡廷锴，在行抵江西进贤时率部离开革命队伍。起义军在南下途中同前来堵截的国民党军队进行多次激烈的战斗，虽然打了一些胜仗，但本身也遭受很大伤亡。在9月下旬攻占广东的潮安、汕头后，主力部队经揭阳向汤坑（今丰顺县城）西进，少数部队留守潮、汕。这些部队于10月初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围攻下均遭到严重失败，只有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的一小部分部队，在董朗等率领下转入海丰、陆丰地区，与当地农军会合；驻三河坝的起义军近800人在朱德、陈毅等率领下，转入粤赣湘边界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起义失败后，周恩来等领导人到达香港。他们总结教训，决定起义军余部就地与农民结合，在农村开展武装斗争。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用血与火的语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人不畏强暴、坚持革命的坚强决心。它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立起一面革命武装斗争的旗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③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因而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八七会议
为了审查和纠正党在大革命后期的严重错误，决定新的路线和政策，中共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部分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监察委员，还有中央军委、共青团中央、中央秘书处、湖南、湖北的代表和负责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米那兹④等参加了会议。会议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下，会议只开了一天。
会上，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作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和结论，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会作将来工作方针的报告。许多同志发言批评中央在处理国民党问题、农民土地问题、武装斗争问题等方面的右倾错误。有的同志还批评了苏联顾问、共产国际代表的一些错误。
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等文件，要求坚决纠正党在过去的错误，号召广大党员和革命群众继续战斗。会议在着重批评大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央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及其他错误时指出：（一）中央在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上，完全放弃共产党独立的政治立场，实行妥协退让政策；（二）在革命武装问题上，中央始终没有想着武装工农的必要，没有想着造成真正革命的工农军队，甚至主动下令解散工人纠察队；（三）中央没有积极支持和领导农民革命运动，而受国民党领袖恐吓犹豫的影响，不能提出革命的行动政纲来解决土地问题；（四）中央不受群众的监督，党内缺乏民主生活。告全党党员书宣告：“我们党公开承认并纠正错误，不含混不隐瞒，这并不是示弱，而正是证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
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讨论党的工作任务，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
关于土地革命，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按照中共中央1927年7月20日通告中提出的“中国革命进到一个新阶段——土地革命的阶段”的精神，明确提出土地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是中国革命新阶段的主要的社会经济内容。会议指出：现实主要的是用“平民式”的革命手段来解决土地问题，没收大地主及中地主的土地，没收一切所谓公产的祠族庙宇等土地，分给佃农或无地的农民。对于小地主则应减租。会议作出的这一决定，回答了此时中国革命所面临的要害问题。在中国，封建土地制度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势力反动统治的重要基础，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始终是革命的根本问题。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虽然注意到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并在局部地区开展了减租斗争，但始终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要独立地领导革命斗争，就必须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支持和参加，才能使开展武装斗争和建立革命政权有广泛的、可靠的群众基础。因此，实行土地革命，既反映了中国革命的根本要求，又适应了现实斗争的需要。
关于武装起义，会议明确提出：党的现实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地、有计划地、尽可能地在广大区域内准备农民的总暴动。会议认为农民运动的主要力量是贫农，决定调派最积极的、坚强的、有斗争经验的同志，到各主要省区发动和领导农民暴动，组织工农革命军队，建立工农革命政权，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会议强调工人运动和农民武装暴动必须互相结合，要注意武装工人及其暴动巷战等军事训练，即刻准备能响应乡村农民的暴动，工人阶级应时刻准备能领导并参加武装暴动。会议作出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决定，是党在付出惨痛的牺牲之后得出的正确结论。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认识上的一个重大进步。
会议通过了《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议决案规定，在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由中央临时政治局执行中央委员会的一切职权。鉴于秘密工作将成为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主要工作形式，议决案提出：现时组织问题上的主要任务，就是造成坚固的能奋斗的秘密机关，各级党组织要加强党的秘密工作；同时注意利用一切公开的可能，以扩大党的影响。
八七会议在总结党在大革命后期犯错误的教训时，认为党的领导机关里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是一个重要原因，因而要求提拔工人同志到党的委员会负重大责任。受这种认识的影响，会后不久发出的中央通告第二号指出：党在政治上的机会主义，必然影响到党的组织。其主要表现是党的各级指导机关的成分，工农分子向来只占绝对少数。为改变这种状况，通告提出：党的指导机关的成分要工农化，提拔在斗争中表现积极的工农分子到各级党的指导机关负责；党员成分要工农化，坚决地赶紧地大批吸收工农分子入党。这种不适当地强调领导机关和党员单纯工农成分的指导思想，脱离中国社会和党的实际状况，对日后党的建设产生了消极影响。特别是“左”的错误在中央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内，一再强调“唯成分论”，严重地妨碍了党的组织的健康发展。
毛泽东在发言中除批评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外，提出了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关于军事斗争问题，他批评党过去“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的偏向，提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个论断是从大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中取得的，它指出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实际上提出了以军事斗争作为党的工作重心的问题。关于农民土地问题，他提出应当规定大中地主的标准，并建议以50亩为限，50亩以上不管肥田瘦田通通没收。小地主问题是土地问题的中心问题，不没收小地主土地，“则有许多没有大地主的地方，农协则要停止工作，所以要根本取消地主制，对小地主应有一定的办法，现在应解决小地主问题，如此方可以安民”。自耕农中富农、中农的地权不同，农民要向富农进攻了，所以要确定方向。这个建议符合湘、鄂、赣、粤一带的土地占有情况，对于日后开展土地革命，制定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奠定了认识上的基础。但是，共产国际代表没有采纳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并提出土地问题的根本解决办法是实行土地国有。
会议选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被选为委员；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被选为候补委员。8月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常务委员会委员。
在中国革命处于严重危机的情况下，八七会议的及时召开，并制定出继续进行革命斗争的正确方针，使全党没有为极其严重的白色恐怖而惊慌失措，重新鼓起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勇气，从而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但是，由于受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左”倾思想及党内“左”倾情绪的影响，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时没有注意防止和纠正“左”的错误。对在革命处于低潮形势下党应当组织必要的退却缺乏认识，容许和助长了盲目发动工人罢工和组织城市暴动的倾向。会议不通知陈独秀到会，只是指责犯错误的领导人，没有着重从思想上、理论上对所犯错误的教训进行认真的总结。会议还不适当地强调党的领导机关和党员的单纯工人成分的意义。会议认为反对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完成（土地革命亦在其内），尤其是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完成，必须实现于反对已成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斗争之中。这种认识为以后“左”倾错误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给中国革命造成很大危害。
八七会议后，各地武装起义相继展开。在武装起义后，建立什么样的政权，已是中共中央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八七会议通过的《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和《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中，曾提出“乡村政权属于农民协会”的口号和实现“工农独裁”的目标。8月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在致中共湖南省委的指示信中，明确提出要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革命政权，具体为：在乡村一切权力归农民协会；在城市一切权力归革命委员会；宣传上提出革命委员会胜利后应当召集工会、农会代表及革命的小商人代表选举会议，成立正式的“民权政府”。至于何时可以组织这种“民权政府”，指示信认为应当在当地革命委员会权力巩固后再定。
这时，中共中央虽然确定了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的方针，但仍提出组织工农暴动于革命的左派国民党旗帜之下。中共中央认为：国民党是民族解放运动的特别的旗帜，共产党员加入了国民党，而且一直成为国民党内左派的中心。共产党基层组织及党员的行动与宣传，使国民党在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以至一部分工人群众中，已很有革命的威信。共产党现在不应当丢掉这个旗帜。同时，在国民党的旗帜之下组织暴动，可以吸引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分子。因此，现时不应提出组织苏维埃的口号。
一个多月后，即9月1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根据形势的变化通过决议，放弃“左派国民党”的旗帜，提出了宣传和建立苏维埃的口号⑤。
八七会议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中共中央机关在9月底至10月上旬由武汉迁往上海。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八七会议前，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在决定举行南昌起义的同时，还决定在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湘、鄂、粤、赣四省发动秋收起义。1927年8月3日颁发的《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指出：这次暴动要“以农会为中心”，要“夺取一切政权于农民协会”。“除夺取乡村政权之外，于可能的范围应夺取县政权，联合城市工人贫民（小商人）组织革命委员会，使成为当地的革命中心”，并“实行中央土地革命政纲”。随后，中央又指示湖南省委，秋收暴动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发动土地革命；并且要求把南昌起义与秋收暴动汇合起来一致向前发展。八七会议后，8月9日，中央决定派毛泽东为特派员，与彭公达一起到湖南，改组省委，领导秋收起义。
8月16日，根据中央的指示，中共湖南省委进行改组，彭公达任书记。8月18日和30日，改组后的湖南省委先后召开会议，根据八七会议精神讨论和制定秋收起义计划。毛泽东指出：湖南秋收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我们党从前的错误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鉴于国民党已经变成压迫、屠杀民众的工具，会议认为起义不应再用国民党的名义，而必须用共产党的名义来号召，并应竭力宣传和建设工农政权。会议决定实行以长沙为中心，包括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岳阳、安源等七个县镇的起义。会议还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作为秋收起义的领导机构；成立以易礼容为书记的行动委员会，负责组织上述各县工农起义，并在长沙工人起义接应下，配合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夺取长沙。会后，毛泽东到江西安源，向当地党组织的负责人传达八七会议精神，以及湖南省委改组情况和起义计划。
9月初，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召开军事会议，部署起义，继而又赶往铜鼓。参加湘赣边界起义的主力有原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湖南平江和浏阳的农军、湖北崇阳和通城的部分农军、安源煤矿的工人武装等共约5000人，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下辖第一、第二、第三团，卢德铭（原警卫团团长、共产党员）任起义军总指挥，余洒度（共产党员，后叛变投敌）任师长。起义前夕，余洒度还收编了滞留在鄂南一带的黔军残部邱国轩团为第四团。
9月9日，起义从破坏粤汉铁路北段开始发动。9月11日，起义军分别从江西的修水、安源、铜鼓等地出发，进入湖南境内，会合平江、浏阳地区的起义农民，准备会攻长沙。长沙近郊农民也参加了起义。起义军虽曾占领醴陵、浏阳县城和一些集镇，但遭到远比自己强大的反革命军队的抵抗，加上兵力分散、对敌情估计不足、缺乏作战经验、有些指挥员指挥失当和邱国轩团叛变，因而先后遭受很大损失。9月14日，毛泽东在浏阳东乡上坪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改变攻打长沙的计划，命令部队迅速到浏阳文家市集中。9月15日晚，湖南省委作出决定，停止执行长沙武装起义计划。9月19日，毛泽东在文家市主持召开前委会议，讨论下一步行动。余洒度坚持“取浏阳直攻长沙”的原定计划。毛泽东主张放弃攻打长沙，把起义军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卢德铭等多数前委委员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会议经过激烈争论，通过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起义军撤离湘东地区，向南转移。
起义军在向南转移途中，处境十分困难。部队中党的组织不健全，思想比较混乱；缺乏弹药，没有给养，指战员伤病残增多；在江西省萍乡县芦溪又遭敌人伏击，总指挥卢德铭牺牲。因此，许多人情绪低落，不少人离队。9月29日，部队到达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时，前委决定对保留下来的不足千人的队伍进行改编：由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党的支部建在连上，班、排有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在连以上建立各级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制度，在政治上官兵平等。三湾改编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是把工农革命军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
毛泽东在率领起义军南下途中，经过调查研究，选定位于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即井冈山地区作为部队的立足点。10月初，工农革命军到达江西宁冈县古城。前委在这里召开扩大会议，初步总结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研究建立根据地和对井冈山地区的农民武装袁文才、王佐⑥采取团结改造方针的问题。会后，毛泽东于10月6日在宁冈大仓村和袁文才接触并建立联系后，决定工农革命军主力在井冈山周围盘旋打游击。不久，毛泽东应袁文才的要求，派一些党员军事干部到袁部帮助进行政治和军事训练，工农革命军和袁、王部队关系逐渐密切起来。工农革命军在酃县（今炎陵县）、遂川等地转战后，返回井冈山，于10月27日抵达茨坪，11月初到达茅坪。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在开始时虽然也以攻占大城市为目标，但在遭到挫折后，毛泽东适时地率领部队走上一条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代表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
广州起义
继南昌、湘赣边界等地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又发动和领导了广州起义。1927年11月，粤、桂军阀之间为争夺地盘爆发战争。张发奎的粤军主力调往肇庆、梧州一带，广州市内兵力空虚。中共广东省委根据中央的指示，成立指挥起义的革命军事委员会。12月11日凌晨，在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黄平（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之一，后于1932年12月在天津被捕叛变）、周文雍、叶剑英、杨殷等领导下，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全部、警卫团一部和广州工人赤卫队七个联队以及市郊部分农民武装，联合举行武装起义。在广州的苏联、朝鲜、越南的部分革命者也参加了起义。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起义军占领广州的绝大部分市区。随即成立以苏兆征为主席（未到职，由张太雷代理）的广州苏维埃政府，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镇压地主豪绅”的政治纲领，颁布了工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一切土地归农民等法令。
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军不可能坚守广州。但在起义发动后，领导者没有及时把部队撤出广州，退向农村，这与中央临时政治局十一月扩大会议对于形势估计过于乐观和急于占领中心城市的指导思想有关。在起义的当天晚间，叶挺即主张乘粤军主力没有回到广州之前，把起义军撤出广州。这个正确意见遭到共产国际代表诺伊曼⑦的反对。诺伊曼认为起义只能以城市为中心，而且必须“进攻，进攻，再进攻”，退却就是“动摇”。
由于未能及时退出广州，起义军虽在城内同英、美、日、法等国支持的国民党粤系军阀张发奎等部进行了顽强的战斗，但终因寡不敌众，在起义的第三天遭到失败。张太雷和许多起义者英勇牺牲。
起义失败后，被迫从广州撤出的部分武装力量，在广东花县整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师，转人海丰、陆丰地区，坚持革命斗争；少数起义者到达香港，后到广西参加了左、右江起义；还有少数人员撤到粤北韶关地区，加入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后来上了井冈山。
广州起义是对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和实行屠杀政策的又一次英勇反击。起义军利用国民党新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发动起义是成功的，在战斗中也表现了英勇顽强和不怕牺牲的精神。但实践再一次表明，面对国民党新军阀在城市拥有强大武装力量的形势，企图通过城市武装起义或进攻大城市来夺取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仍然企图坚守大城市，结果只能导致惨重的失败。
其他武装起义
八七会议后，湖北、广东、江西以及陕西、河南、直隶等省的党组织也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
在湖北，武装起义先后在沔阳（今仙桃市）、公安、蒲圻（今赤壁市）、咸宁、枣阳、黄安（今红安）、麻城等地爆发。其中影响较大的是1927年11月由中共黄麻特委在黄安、麻城地区领导的起义。起义军占领黄安县城后，成立了黄安农民政府和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曹学楷任政府主席，潘忠汝任鄂东军总指挥，吴光浩、刘光烈任副总指挥，戴克敏任党代表。随后，在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下，起义军为保存革命力量，转移到黄陂县木兰山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为后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在广东，先后爆发了海陆丰及琼崖地区（今属海南省）的武装起义。从1995年9月到10月底，海丰、陆丰及其附近地区爆发两次武装起义。10月底开始的起义，是中共地方组织领导工农群众，在南昌起义余部编成的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的配合下举行的，先后占领海丰、陆丰全境和惠阳、紫金的部分山区。这时，彭湃受中共广东省委派遣，从香港回到海陆丰，兼任东江特委书记，领导筹建苏维埃政权。11月中旬，海丰、陆丰两县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在此前后，汕尾、高潭等区级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在彭湃的领导下，各地纷纷推翻旧政权，实行土地革命，逐渐形成了包括海丰、陆丰全县和惠阳、紫金部分地区的革命根据地。琼崖地区的武装起义，是在中共琼崖特委书记杨善集及冯平、王文明、冯白驹等领导下，从1927年9月开始在定安、琼山、万宁、陵水、乐会（今属琼海县）、文昌、琼东、儋县、临高等地先后发动的。起义后，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创建工农革命军，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了琼崖革命根据地。1928年2月，琼崖工农革命军改称工农红军。8月中旬，成立以王文明为主席的琼崖苏维埃政府。后来，在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下，红军转移到母瑞山区坚持长期的革命斗争。
在江西，先后爆发了吉安县东固及万安、泰和、永丰等县的武装起义。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员赖经邦等在东固秘密恢复党的组织和农民协会，建立农军，并在中共赣西特委指导下，于1927年11月发动武装起义。随后，成立东龙区委，扩大革命武装，实行土地革命，形成以东固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全盛时期面积达2000平方公里，人口约15万。从1928年9月到1929年初，分别成立以李文林、段月泉为团长的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二、第四团，从而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万安武装起义是1927年11月在曾天宇、张世熙领导下举行的，起义农民曾四次攻打县城，终于在1928年1月8日占领。第二天成立万安县苏维埃政府。但在敌人的大举进攻下不久即告失败，曾天宇牺牲，一部分起义农民转入井冈山和东固根据地。
除鄂、粤、赣等省外，八七会议后不久，其他地方党组织领导的武装起义还有：1927年10月唐澍、白乐亭、谢子长等领导的陕北清涧起义；同年10月下旬中共北方局和顺直省委领导的直隶玉田起义；同年11月1日中共豫南特委驻马店办事处负责人李鸣歧、马尚德（杨靖宇）等领导的确山刘店起义等。
从1927年11月到1928年夏，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一些地区又先后发动和领导了多次武装起义。
1928年1月，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领导赣东北弋阳、横峰地区的农民举行起义。起义后，建立了工农革命军第二军第二师第十四团第一营第一连，并先后成立了中共弋阳县委和横峰县委。1928年5月，在弋阳县召开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建立了弋阳苏维埃政府。接着，又成立横峰苏维埃政府。由于遭到优势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起义武装后来转移到弋阳、横峰北部的丁山（即磨盘山）地区，坚持斗争。
1928年1月，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从粤北转移到湘南，在中共湘南特委和农军的配合下，发动湘南起义。起义军攻占宜章后，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朱德任师长，陈毅任党代表。起义军与当地农民相结合，打垮国民党军独立第三师许克祥部的进攻。宜章、郴州、耒阳、资兴、永兴等县，均在武装起义的基础上先后成立苏维埃政府。起义军占领湘南十多个县，广泛发动工农群众，建立革命政权，提出“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工农革命军很快发展到1万余人。由于中共湖南省委、湘南特委执行错误的烧杀政策，严重脱离群众。同年三四月间，在湖南、广东两省国民党军队的联合进攻下，起义部队不得不撤离湘南地区，向井冈山转移。
1928年初，根据中央的指示，由周逸群、贺龙等组成中共湘西北特委，到湘西北组织游击战争。他们路过洪湖地区，把原由中共鄂中特委和鄂西特委领导的洪湖地区农民起义组成的三支游击队共500多人集中起来，组成工农革命军，开展游击战争，初步打开了洪湖地区的局面。随后，周逸群、贺龙到湘鄂边，利用贺龙的旧部属关系，于3月在桑植地区发动武装起义，进占桑植县城，建立了革命政权和中共桑植县委。4月，国民党军队攻占桑植县城，周逸群转移到洪湖地区，贺龙仍留在桑植、鹤峰等地，领导湘鄂边的游击战争。
1928年2月，中共平和县委决定建立福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和暴动委员会。3月8日，平和县委负责人朱积垒等领导农民举行起义后，撤离县城，转入山区坚持斗争。同年3月至6月，闽西的党组织发动多次农民起义。其中著名的有中共龙岩、永定等县委负责人郭滴人、邓子恢、张鼎丞等，先后在龙岩的后田，永定的溪南、金丰、湖雷和上杭的蛟洋等地领导的起义。随后，成立中共闽西特委和闽西暴动委员会以及永定县溪南区苏维埃政府。这些斗争，为后来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1928年春，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在渭南地区举行武装起义。4月底，刘志丹、唐澍等率领西北军新编第三旅起义，由潼关开往华县，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唐澍任总司令，刘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5月初，在中共陕东特委的直接组织领导和西北工农革命军的支援下，渭南、华县万余农民起义。6月，起义军失败，保留下来的部分革命力量转入隐蔽斗争。
1928年7月22日，在共产党员彭德怀、滕代远等领导下，国民党军独立第五师第一团举行平江起义。黄公略、贺国中也先后率部参加起义。这是在革命低潮时期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在国民党军队中发动的一次重要起义。7月24日，成立平江县苏维埃政府。起义部队改编为红军第五军第十三师，彭德怀任军长兼第十三师师长，滕代远任党代表。7月30日，起义军撤出平江县城，转战于湘鄂赣边。8月20日，根据中共湖南省委的指示，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主力向浏阳、万载边界发展，并寻机与毛泽东率领的以井冈山为根据地的部队联络；黄公略率领红五军一部留在平江、浏阳一带坚持游击战争。
在这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还有：1927年底至1928年春，湖南醴陵农民起义；1928年二三月间，中共赣南特委在赣县、南康、信丰、雩都（今于都）、寻邬（今寻乌）、兴国等地领导的农民起义；1928年5月，中共江苏省委和江北特委在南通、海门、如皋、靖江、泰兴地区领导的武装起义，等等。这些起义的情况各不相同，结果互异。有些起义由于事先没有做好准备，没有充分发动群众，客观条件不具备，结果失败了；有些起义由于领导者不顾敌强我弱的实际状况，主观指导上有错误，最后遭到挫折；只有少数起义，条件比较成熟，领导者善于抓住有利时机，实行比较正确的政策，取得了成功。
在这期间，虽然武装起义蜂起，但并不表明革命形势在高涨。从全局来看，革命力量还很弱小，革命形势仍处于低潮。但是革命的火种并没有熄灭。经过这些起义，越来越多的革命者开始认识到，到农村中去，特别是到那些受过大革命风暴影响的农村中去，会有革命发展的广阔天地。各地起义中保存下来的一部分革命武装，深入农村，开展游击战争，为后来建立和发展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注释】
①《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1927年7月25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
②第九军军长韦杵（未到职），副军长朱德（不久接任军长），党代表朱克靖。第十一军军长叶挺，党代表聂荣臻。第二十军军长贺龙，党代表廖乾吾。
③1933年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通过决议，指出中国工农红军是由南昌起义开始组建的，因此“批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建议，规定以每年‘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这是8月1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的由来。
④罗米那兹（1897—1935），苏联人，俄文原名В.В.Ломинадзе。1917年3月参加俄国布尔什维克党。1926年4月，作为青年国际代表参加共产国际领导机构的工作。1927年7月下旬，作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抵达武汉。
⑤中共中央《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指出：“现在群众看国民党的旗帜是资产阶级地主反革命的象征，白色恐怖的象征，空前未有的压迫与屠杀的象征”；中央“认为八月决议案中关于左派国民党运动与在其旗帜下执行暴动的一条必须取消”。当时按照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三阶段”理论，在经过“左派国民党阶段”之后，即是“苏维埃革命阶段”。因此，这个决议案指出：“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这里的“苏维埃”，是俄文совет的音译，原意为代表会议或会议。
⑥袁文才（1898—1930），江西宁冈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宁冈农民自卫军的总指挥。王佐（1898—1930），江西遂川人，曾任遂川农民自卫军总指挥、赣西农民自卫军副总指挥，后逐步接受党的教育，并加入中国共产党。袁文才、王佐参加了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1930年2月10日被错杀，后得到平反昭雪。
⑦诺伊曼（1902—1937），德国人，德文原名H.Neumann，德国共产党党员。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作为罗米那兹的助手来到中国，参与指导广州起义。
作者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时间
出处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P234-2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