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湖战场的作战
1926年7月9日，北伐战争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雄壮口号中正式开始。北伐战争的目的是推翻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这是孙中山多年的愿望，是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
这时，北洋军阀的兵力还很强大。直系吴佩孚控制着湖北、湖南、河南三省及直隶的保定一带，约有兵力20万人。直系孙传芳割据着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五省，有兵力20万人左右。奉系张作霖占据着东北三省、热河、察哈尔和北京、天津地区，连同受他节制、统治山东的张宗昌的军队在内，约有兵力30多万人。其他各省还有许多小军阀。而国民革命军只有八个军，兵力仅10万人左右。从双方总兵力的数量来看，北洋军阀占有很大的优势。但是，北洋军阀的统治已失尽人心，内部又存在深刻的矛盾，这就为北伐军提供了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的机会。北伐开始时，张作霖希望借北伐军的力量打击吴佩孚的势力，对战争采取观望态度；孙传芳打着“保境安民”的旗号，暂时保持中立。吴佩孚的主力部队正在北方进攻冯玉祥的国民军，而在湖南、湖北的兵力包括战斗力很弱的各种杂牌军在内只有10万人，用以攻击唐生智并企图进窥广东的兵力只有四五万人。因此，北伐军可以首先集中力量，在湖南、湖北战场打击吴佩孚所部。
早在1925年9月，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就提出了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北伐军事战略方针。但是，由于国民革命军将领各有自己的算盘，所以在1926年4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的北伐进军计划中，提出同时向湖南和江西进军，即同时与吴佩孚和孙传芳作战。加伦回到广州后发现这个问题，立即要求修改计划。经过加伦的劝说和多次磋商，各军将领才同意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战略方针，即首先向湖南、湖北进军，长驱直进，迅速消灭吴佩孚所部；同时和孙传芳进行谈判，并向湖南、江西边境和广东、福建边境分别派出部分兵力进行监视和防备，待两湖战场取得胜利后，再集中兵力消灭孙传芳；最后，集中兵力消灭张作霖，统一全中国。后来的事实证明，加伦的战略构想是北伐战争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
按照上述战略方针，1926年5月，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一部和第四军所辖叶挺独立团等部作为先头部队，出兵援助被吴佩孚援军击败而退守衡阳的第八军唐生智所部，拉开了北伐进军的序幕。在国民革命军的八个军中，第四军内的共产党员最多，叶挺独立团又是其中战斗力最强的一支部队。独立团一出师，就立下引人注目的战功。6月初，独立团到达湖南安仁县，击退正向安仁推进的直系军队，乘胜占领攸县。与此同时，第七军一部也到达衡阳一带，协助第八军击退直系军队的进攻。北伐军初战告捷，稳定了湖南战局，打开了向北进军的通道。
7月初，第四军和第七军主力到达湖南的衡阳和攸县一带后，同第八军一起，分三路攻长沙。7月11日，北伐军进占长沙。这时，蒋介石决定亲赴前线，于7月27日率其嫡系第一军第一、第二两个师自广州北上。
攻克长沙后，北伐军将领中又有人主张同时向湖北和江西两个方向发展。中共中央及时向国民政府建议：“北伐军事战略暂不动江西，先趋武汉，以避免激出误会，引起五省卷入讨赤”①。8月12日，蒋介石在长沙主持召开军事会议。会上虽有争论，但在加伦的努力下，最终还是作出了集中力量进军武汉打击吴佩孚、对孙传芳继续采取中立政策、在军事上警戒江西的决议。加伦据此制定了具体作战计划。8月中旬，北伐军继续北进，19日占领平江，22日占领岳州，随即进入湖北。
吴佩孚看到北伐军有直捣武汉之势，急调在北方进攻国民军的直系主力南下，并在地形险要的汀泗桥一线布防。8月26日，国民革命军第四、第七军向汀泗桥发起总攻。敌军凭险固守，战斗异常激烈。斗志旺盛的北伐军一鼓作气，在8月27日攻下汀泗桥，打开了通向武汉的南大门。吴佩孚气急败坏，亲自率领南下的直系主力赶向咸宁增援。叶挺独立团在攻克汀泗桥的苦战之后未经休息，立即乘胜追击，赶在直系主力到达之前，一举占领咸宁。8月30日，第四军、第七军攻占贺胜桥，击溃吴佩孚主力，接着挥师武汉。9月上旬，第八军渡过长江，占领汉口、汉阳。
自北伐开始以来，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第一军一直担任预备队，没有同敌人打过硬仗。在第八军进攻汉口、汉阳时，蒋介石才指挥第一军第二师同其他北伐军部队进攻武昌。由于蒋介石指挥失误，进攻武昌的战斗一再受挫。蒋介石移师江西战场后，10月10日，北伐军第四、第八两军再次发动对武昌的总攻，占领武昌城，生俘守敌1万余人，基本上消灭了吴佩孚的军队。
攻打武昌时，叶挺独立团再次立下战功。攻城命令一下达，叶挺即发动官兵备好登城竹梯，并亲自指挥全团攻城。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冒着枪林弹雨，冲锋陷阵。第一营作为奋勇队（敢死队）攻城时，遭敌人猛烈射击，不到20分钟全营仅存10余人，营长、共产党员曹渊头部中弹阵亡。第二营攻城也多次受阻，伤亡重大。但全团官兵表现出无比坚强的忘我精神和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终于率先攻入武昌城。战后，独立团党支部决定在武昌洪山修建攻城官兵诸烈士墓，安葬曹渊等191名在历次战役中牺牲的烈士。墓碑上镌刻着“精神不死”、“先烈之血主义之花”、“诸烈士的血铸成了铁军的荣誉”等名句。这座烈士的墓碑，成为共产党人和革命军人在北伐中英勇善战、不怕牺牲的历史见证。
赣闽浙苏战场的作战
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后，短短三个月，就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击败曾经不可一世的吴佩孚，攻占湖南、湖北两省。这使孙传芳感到震惊，从而改变了原来的中立态度。1926年8月底，他突然派重兵从江西向湖南及湖北的北伐军侧翼进攻，企图切断北伐军的后路，并解武昌之围。随着战局的变化，9月初，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三军、第六军和第一军第一师等部队均转向江西作战，连克赣州、铜鼓、修水、萍乡等地，于9月中旬攻占南昌。孙传芳利用南浔铁路运兵的有利条件，迅速调集主力反扑。蒋介石的嫡系第一军第一师不听从命令，师长王柏龄贪生怕死，率先从南昌逃跑，加上各军间缺乏配合，致使占领南昌的第六军遭受重大损失，第一师几乎全部覆灭，南昌再次落入敌手。
中共中央为江西战事的失利向加伦提出：“此时北伐战略，宜集中全力对付赣北孙军精锐（卢、谢二师）所在；分兵四面应战，定是失策”，建议加伦“切劝蒋、唐各捐成见，速速调集四、八各军精锐，并力破赣孙军”②。
10月中旬，北伐军再次攻打南昌，又遭受重大损失，被迫撤围。这时，蒋介石不得不接受中共中央和加伦的建议，改变作战计划，将第四军的一部分调到江西，加上已入赣的第七军，使北伐军实力大增。11月初，北伐军集中兵力向南浔路一带发动猛烈攻势，经过激烈战斗，消灭孙传芳部主力。11月上旬相继占领南昌、九江，这才完全扭转了江西战局。
北伐军还有另一路部队，就是留驻粤、闽边境的第一军第三师和第十四师。它们在北伐开始时对孙传芳在福建的部队取守势。10月，这两个师经与敌战斗占领永定、松口。由于北伐胜利大势的影响，孙传芳在福建的部队纷纷倒戈。北伐军于12月上旬不战而下福州。至此，孙传芳的势力遭到重大打击。
国民革命军在江西、福建战场取得胜利后，奉系、直鲁联军及孙传芳残部又组织所谓“安国军”，在长江两岸继续与国民革命军对抗。北伐军遂制定夺取浙、沪，会师南京的计划，并首先开辟浙江战场。由于浙军两个师于12月先后起义，1927年2月中旬北伐军进入杭州，下旬平定浙江全省。与此同时，程潜率江右军、李宗仁率江左军分别从江西向安徽进军，开辟苏、皖、沪战场，于3月下旬相继占领安庆、南京等地；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率部开进上海。至此，长江以南地区完全为北伐军占领。
北伐战争是国共两党共同进行的一场革命的、正义的战争。在北伐过程中，国共两党之间虽存在矛盾，但基本上是团结的，能够集中力量对敌。北伐军将士英勇奋战，以鲜血和生命换来了北伐战争的辉煌战果。在10个月的时间里，北伐军从广州打到武汉、上海、南京，打垮了吴佩孚、孙传芳两大军阀，歼敌数十万人。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面临崩溃。
北伐的胜利进军，并未能扼制革命阵营的危机。身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因北伐的胜利提高了个人声望，并通过收编军阀部队等手段，使其实力在北伐过程中极大地膨胀起来。这就为他后来发动反革命政变准备了条件。
民众的支援和北伐军的政治工作
人民群众的支援是北伐战争胜利进军的重要保证。北伐战争发起的当年，湖南、湖北适逢百年不遇的灾害，北伐军进军途中所需的粮食不可能就地补给，相当一部分靠外地民众支援。进军沿途交通困难，军需完全依靠人力运输。在中共广东区委的领导下，粤汉、广三、广九各铁路工会联合成立交通队，帮助北伐军乘列车出发。省港罢工委员会组成3000人的北伐运输队以及宣传队、卫生队，冒着酷暑，翻山越岭，随军出征。广东韶关等地的农民也积极支援北伐军。
北伐正式出师前，中共湖南区委就发动群众投入援唐反叶③的斗争，坚定了唐生智反叶反吴（佩孚）的决心，并极大地鼓舞了唐军士气。北伐军向长沙进军途中，中共湖南区委发动工农群众参加带路、送信、侦察、运输、扫雷、担架救护、慰劳、扰乱敌军后方等工作，还组织农民自卫军直接参战。长沙战役胜利后，长沙各业工人组成近万人的运输队随军前进。平江、岳州等县的农民和粤汉铁路、安源煤矿的工人，也积极配合北伐军继续北上。
北伐军进入湖北之前，中共湖北党组织已为迎接北伐军的到来进行了准备工作。7月中旬，成立由共产党员董必武任主席的湖北特种委员会，举办了两湖“北伐宣传训练班”，印发了30多种宣传品。汉阳兵工厂工人举行总罢工，拒绝为吴佩孚制造枪械。北伐军克复汉阳后，中共湖北党组织又在汉口发动群众罢工、罢市，断绝交通，使北伐军没费一枪一弹即收复汉口。
在江西战场，人民群众“到处与孙军为难”，给其造成“运输粮食等困难”，“只给国民革命军种种便利”，包括引路、当侦探、组织运输队④。安源煤矿的工人组织向导队、运输队、破坏队等，使北伐军迅速占领萍乡。南浔路作战时，奉新县党组织成立百余人的前敌工作团。“他们不怕炮火，不怕困苦”，充分表现了“人民真正爱护革命军”的热情和自身的“革命性”⑤。
在福建战场和浙、皖、苏战场，北伐军也得到民众的大力援助。福建永定的人民破坏交通，割断电线，并武装袭击溃逃之敌。北伐军占领福州前夕，福州市民为响应北伐军举行了暴动。北伐军进占杭州前，中共杭州地委组织铁路工人武装赶赴前线，并发动数千民工为北伐军运输武器弹药。
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对北伐军迅速取胜也起了重要的作用。据不完全统计，在北伐军各军担负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到1926年12月已达到1500人左右。共产党人实际上领导了北伐军的全部政治工作。北伐出师前，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已经建立起北伐军总政治部和各级政治部。共产党的骨干大多数分配到各军负责政治工作。为保证北伐的胜利，中共中央明确指出：政治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国共合作，宣传反帝反封建，改革部队旧的军阀制度，扶助地方工作，并通过多种渠道加强对北伐意义的宣传和对政工干部的教育训练。为培养政工干部，举办了各种训练班、讲习班。1925年冬，以国民党中央名义主办的政治讲习班，共有学员350人，毛泽东、林祖涵等担任理事，李富春为班主任。政治讲习班共设20多门政治课，由张太雷、邓中夏、熊锐、萧楚女、恽代英、毛泽东、李富春、蒋先云等共产党员担任主讲。1926年6月下旬，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主持召开战时政治工作会议，周恩来、恽代英、李富春、林祖涵等许多共产党员参加并作重要报告，为制定北伐军政治工作的方针、任务和工作条例，创造了有利条件。此外，还制定了《北伐军最近宣传大纲》，筹建了北伐宣传队。北伐出师后，各级政工人员大张旗鼓地开展了宣传工作。
共产党人的政治工作对北伐军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赴江西前线实地考察的中共中央军事特派员王一飞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北伐军的政治工作“虽不能尽人如意，但对于人民及本军兵士，多少是有影响的，至少，我军兵士是知‘国民革命’、‘打倒军阀’、‘解放人民’的，所以我军兵士在累次打仗中是非常勇敢的”⑥。政治工作在叶挺独立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个团英勇善战，纪律严明，屡破强敌，在历次战斗中都勇于承担最艰巨的任务，为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立下了不朽功勋。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赢得“铁军”的称号，独立团的功劳是最大的。
北伐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和优秀的共产党员，不仅亲自参加政治工作的实践，成为革命军队政治工作的开拓者，而且在不断总结军队政治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颇具见地的军队政治工作思想原则。特别是周恩来的《军队的性质和组织》、《国民革命军及军事政治工作》，恽代英的《党纪与军纪》、《军队中政治工作的方法》和《告投考黄埔军校的青年》，聂荣臻的《军队中政治工作的意义》等文章和讲演，以及李富春的多次讲话等，较为明确地提出并阐述了军队政治工作的若干基本问题。这对于开展军队政治工作，增强军队的战斗力，推动北伐战争胜利进军，起了重要的作用，并且为党后来建立红军中的政治工作制度积累了经验。
国民军再起和泸顺起义
北伐军的胜利进军，还得益于北方国民军和南方泸顺起义的配合。
1926年4月至8月，国民军坚持了四个月的南口保卫战，最后撤退到绥远。南口战役不仅吸引了张作霖、张宗昌等属下的部队，而且长时间拖住吴佩孚部主力，对北伐军在两湖地区的胜利起了重要的配合作用。
冯玉祥下野后，于1926年5月赴苏联学习考察。在苏联期间，他会见共产国际和苏联党、政、军领导人，并得到中共旅莫支部书记刘伯坚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蔡和森等人的热情帮助，思想有了进步，后在李大钊等人敦促下欣然回国参加北伐战争。
冯玉祥依靠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持，集合退守绥远一带的国民军，于1926年9月17日在绥远五原誓师，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宣布参加国民革命。根据冯玉祥的请求，中共中央相继从莫斯科、黄埔军校及中共北方区委选派刘伯坚、邓小平等200多名共产党员和青年积极分子，到国民军联军中从事政治工作，协助训练干部，整顿队伍，使这支军队的战斗力很快得到恢复和提高。李大钊还为国民军联军制定了“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的战略方针。10月初，国民军联军向陕西进军，11月击退直系军阀刘镇华部，解除长达八个月之久的西安之围，策应了南方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此后，中共西安地委推动于右任等国民党左派人士，建立了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的联合战线组织——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积极从事农民运动和学生运动。
冯玉祥五原誓师和北伐军攻克武昌后，为争取拥有15万军队的阎锡山加入反奉联合战线，中共中央不失时机地提出与阎锡山联合和陕、甘、晋、绥“联合抗奉”的方针。在李大钊等人的积极推动下，阎锡山从联奉反冯转向联冯反奉，为实现国民军联军固甘入陕，东出潼关，与国民革命军会师中原的计划创造了条件。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还加强对驻河南的靳云鹗、魏益三、田维勤三支军阀部队的分化与争取工作，使之加入北方反奉军事联合战线。
在四川，中共重庆地委在调查四川各派军阀动态的基础上，制定了分化军阀部队的计划。在得到中央认可后，重庆地委迅速派人深入到这些军阀部队内进行工作。1926年9月28日，中共重庆地委以国民党临时省党部名义召开军事会议，提出“响应北伐，会师武汉”的口号，决定成立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部，刘伯承为总指挥。随后，国民党中央接受吴玉章的建议，委任刘伯承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特派员”身份全面负责四川军事运动。朱德、陈毅也先后到四川，加强对军阀杨森的争取工作。11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重庆地委在书记杨闇公主持下召开会议，决定成立由杨闇公、朱德、刘伯承组成的军事委员会，并制定了发动起义的具体方案：策动驻守合川的黄慕颜一个旅，驻守顺庆（今南充）的秦汉三、杜伯乾两个旅，驻守泸州的袁品文、陈兰亭、皮光泽三个旅，共同举行起义，以顺庆为根据地，创建以国民革命军为番号、由中国共产党实际控制的军队，先在川中站稳脚跟，然后或与北伐军会师武汉，或到川陕边接应冯玉祥部，配合北伐。
从12月1日开始，起义按计划先后在泸州、顺庆等地爆发。起义部队很快占领了泸州、顺庆两城。12月10日，拥有7000多人的黄、秦、杜三支起义部队在顺庆集会，推举刘伯承正式就任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起义爆发后，四川各派军阀急忙调兵遣将进行镇压，致使泸州的起义部队未能按计划到顺庆会师，已会师顺庆的三支起义部队陷于孤军无援的困境。刘伯承率军经过艰苦的转战，于12月下旬退至开江。
1927年1月下旬，刘伯承奉命到泸州重整起义部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四川军阀刘湘等奉蒋介石密令再次“围剿”泸州起义部队。刘伯承率部浴血奋战，坚守泸州城40多天，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最终失败。
退至开江的三支起义部队，由于不愿接受四川军阀杨森的改编，于1927年夏向川陕鄂边境转移，沿途遭到国民党军队的袭击，损失惨重，余部被强行改编。
泸顺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力图掌握武装的一次勇敢的尝试，是牵制敌人配合北伐的重大军事行动，同时也有力地推动了四川革命运动的发展，成为党在大革命时期争取改造旧军队的一个范例。
【注释】
①《中局致北方区信》（1926年8月11日），《中共中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252页。
②《北伐军目前应取的战略——给加同志电》，1926年9月28日。
③叶，即叶开鑫，时任湘军第三师师长，后投靠吴佩孚。
④《江西战事胜利的经过及北伐军东下问题》（1926年12月9日），中央档案馆编：《北伐战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33页。
⑤《六军参加江西战争记》（1926年11月8日），中央档案馆编：《北伐战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19页。
⑥《江西战事胜利的经过及北伐军东下问题》（1926年12月9日），中央档案馆编：《北伐战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33页。
作者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时间
出处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P170-1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