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反奉斗争的失败与两广统一
五卅运动使中国革命形势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社会各阶层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憎恨更加强烈，渴望结束已经持续十多年的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的黑暗局面，实现国家的独立和统一。人们把越来越多的同情和期待转向南方的广州国民政府。
南方和北方的实际状况，此时也形成鲜明的对照。在南方，广东革命根据地统一后，革命潮流继续高涨。尽管潜在的逆流已在发展，但还没有表面化。广州国民政府在全国的地位和影响继续增强。在北方，各派军阀势力之间不断冲突，反动统治的危机在加深，人民革命的力量在增长。
这时，奉系已取代直系成为北洋军阀中占支配地位的势力。张作霖同段祺瑞相勾结，操纵北京政府，不仅排斥冯玉祥的国民军，而且将势力向南扩张到长江流域的苏、皖等省，加剧了同直系军阀的利害冲突。1925年10月，控制浙江的孙传芳，纠合福建、江西、江苏等省的地方军阀，自任浙闽皖苏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发动反奉战争，很快把奉军驱赶出苏、皖两省。吴佩孚也东山再起，在汉口以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名义反奉。
中国共产党决定利用反奉战争的有利形势，积极推动人民群众进行反奉倒段的斗争。1925年冬至1926年初，北京、上海、南京、汉口、开封等地相继爆发反对奉系军阀和段祺瑞政府的群众示威活动。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在《对反奉战争宣言》中认为：“现在因压迫爱国运动而反奉的空气比去年反直的空气浓厚百倍，普遍而且深入一切民众中，从工人农民学生小商人以至一部分大资产阶级，几乎全体国民都站在反奉方面。”
全国反奉运动的高涨，促使奉军内部发生分裂。在李大钊的推动下，奉军将领郭松龄与冯玉祥达成联合反奉密约。1925年11月23日，郭松龄在滦州通电反对张作霖，将所部改称东北国民军，迅速回师占领山海关、锦州、新民等地，直逼沈阳。张作霖措手不及，处境岌岌可危。这时，日本帝国主义者以取得在东北的更多特权为条件，出兵援救张作霖，致使郭松龄于12月24日兵败被杀。北方的反奉斗争形势急剧逆转。
冯玉祥的国民军原来控制着热河、察哈尔、绥远、河南、北京及直隶部分地区。在郭松龄倒戈时，冯部又进占天津等地，势力进一步扩展。为了对付倾向革命的国民军，在英、日帝国主义者策划下，吴佩孚停止反奉，与张作霖结成所谓“反赤”联合战线，集中力量对付国民军。1926年1月，直军、奉军分别从湖北、山东出兵进攻国民军，不久占领河南、直隶。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被迫通电下野。
3月12日，日本派遣军舰掩护奉军舰队进攻天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国民军予以正当还击。日本方面竟纠合英、美、法等八国公使，以维护《辛丑条约》为借口，向北京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各帝国主义国家的20余艘军舰群集大沽口，公然施行武力恫吓。
为抗议帝国主义者的霸道行径，在中共北方区委和国民党北京执行委员会的领导下，北京各界群众约1万余人于3月18日在天安门前举行反对八国通牒示威大会。李大钊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共产党员王一飞是三个总指挥之一。会后，当数千人的请愿队伍到达段祺瑞执政府门前时，卫队向群众开枪，造成死47人、伤199人的惨案。军阀政府还下令通缉领导示威的李大钊和国民党左派徐谦等人。
全国人民为三一八惨案愤怒声讨段祺瑞，驻北京的国民军第一军鹿钟麟部于4月9日驱逐段祺瑞，推倒执政府。但这时奉直联军已进逼北京。4月15日，在奉直联军猛攻下，国民军撤离北京，退往南口。国民军的失败，使北方局势更加恶化，广大人民越来越把希望寄托于广州国民政府。华北、华中地区的国民党地方党部和革命群众团体，纷纷致电或派代表到广州，要求国民政府出师北伐。
这时，广州国民政府的力量也有了进一步增强。广东革命根据地统一后，刚刚控制广西的李宗仁、黄绍竑等在1926年2月宣布接受广州国民政府的领导。3月，两广统一会议在广州召开，通过两广统一方案，决定广西省政府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广西军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两广财政受国民政府直接监督。两广的统一，使广东革命根据地进一步扩大，力量明显加强。同时，湖南军阀赵恒惕部下的师长唐生智，也秘密派代表赴广州，表示倾向国民政府。3月，唐生智举兵驱赵。5月，国民政府将其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任命唐生智为军长兼北伐前敌总指挥。6月，正式宣布建立湖南省临时政府，唐生智任省长。两广统一和唐生智反赵，为国民革命军大举北伐创造了有利条件。
蒋介石夺取革命领导权的阴谋活动
当北伐被正式提上国民政府的议事日程之后，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黄埔军校校长、广州卫戍司令和国民革命军军事总监的蒋介石，即把北伐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看作扩大自己的势力、建立个人独裁统治的极好机会，同时也把正在蓬勃兴起的以共产党为代表的革命力量看作实现其野心的最大障碍。在北伐战争开始的前夜，他策划了一系列限制共产党、限制苏联顾问、夺取领导权的阴谋活动。
这时，汪精卫一身兼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民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三大要职，直接控制着党、政、军大权。他同苏联顾问保持密切联系，靠近共产党。在国民党的重要人物胡汉民、许崇智等离开广州后，蒋介石同汪精卫争夺国民党最高领导权的矛盾突出起来。1926年2月26日，蒋介石突然扣留亲近汪精卫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师师长王懋功，第二天将他押送出境，改派亲信刘峙担任卫戍广州的第二师师长，消除了后顾之忧。
对于蒋介石的异动，鲍罗廷毫无警惕。2月，联共（布）中央委员、苏联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布勃诺夫率联共（布）使团来中国。鲍罗廷在北京向布勃诺夫使团汇报工作时说，广州国民政府掌握在国民党左派汪精卫和蒋介石等人手中；国民革命军六个军长中有四个是可靠的，其中就有第一军军长蒋介石。鲍罗廷说过此话不到一个月，蒋介石制造了打击共产党的事件。
3月18日，黄埔军校驻省（省城广州）办事处主任欧阳钟称“奉蒋校长的命令”，通知海军局代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速派有战斗力的军舰到黄埔听候调遣。当李之龙派中山舰开到黄埔后，蒋介石否认有过调舰命令。这时谣言蜂起，说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员要劫持蒋介石，等等。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逮捕李之龙，监视和软禁大批共产党人，解除省港罢工委员会的工人纠察队武装，包围苏联领事馆，监视苏联顾问。这就是中山舰事件（又称三二○事件）。
中山舰事件激起黄埔军校一部分进步学生的愤慨。他们在校内张贴标语，反对蒋介石逮捕共产党人，并准备上街示威游行。在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六个军中，有五个军的军长同蒋介石存在不同程度的矛盾。在蒋介石直接掌握的第一军中，共产党有很大影响。在广州及其附近，还有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叶挺独立团，有2000多人的工人纠察队和10余万有组织的工人。显然，蒋介石这时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同共产党分裂，他所采取的种种措施，仍带有试探性质。他用突然袭击的方法造成紧张局面，然后又玩弄两面派手法缓和矛盾，甚至假惺惺地向以汪精卫为首的中央军事委员会提出“自请从严处分”的呈文，声称由于事起仓促，“专擅之罪，诚不敢辞”①。他还表示此举同广州其他各军无涉。在蒋介石的拉拢下，各军军长如谭延闿、朱培德、李济深等由中立观望转而支持蒋介石。3月22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蒋介石提出的在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中排除共产党员、解除苏联顾问季山嘉等人职务、撤回第二师各级党代表、查办“不轨”军官等提案。汪精卫感到孤立，一筹莫展，愤而称病去职。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周恩来等提议对蒋介石采取强硬态度，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也主张给蒋以回击。但是在广州的布勃诺夫使团不赞成反击，认为左派力量不足以同蒋介石对抗，冯玉祥的国民军已在北方遭受重大挫折，反击会在南方同蒋介石的关系搞得紧张起来，影响苏联对华政策的实施；甚至认为事件的发生是顾问团的工作，“主要是军事工作方面所犯的错误”②所致。鲍罗廷在事件发生后返回广州，也主张对蒋介石采取和解政策。
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和陈独秀最初对中山舰事件的有关情况不完全了解，没有立即表态。布勃诺夫使团到上海介绍了事件的过程后，陈独秀受其妥协退让态度的影响，看不清事件的本质和蒋介石的阴谋，错误地认为它是左派内部的许多误会造成的，不能用简单的惩罚蒋的办法来解决，不能让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的关系破裂，更不能让第二、第三军和蒋介石的第一军之间发生冲突。在妥协政策指导下，中共中央接受蒋介石的无理要求，撤回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共产党员被迫撤出第一军后，毛泽东、周恩来等建议把这批力量派到其他军去，中共中央没有接受他们的主张。
蒋介石通过中山舰事件，不仅打击了共产党，而且打击了汪精卫和国民党左派，大大加强了他在政治上、军事上的地位。这一事件成为国共关系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
接着，蒋介石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是策划从国民党的领导机构中排挤共产党人，全面控制国民党的党权。5月15日，国民党召开二届二中全会，蒋介石借口改善两党关系，扬言为避免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力量发展引起“党内纠纷”，应有一个“消除误会的具体办法”。于是，他提出所谓《整理党务案》。其主要内容是：共产党员在国民党高级党部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各该党部全体执行委员的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须全部交出，等等。会前，蒋介石曾同鲍罗廷数次商谈，要他接受这个要求。鲍罗廷根据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要中共党员继续留在国民党内的方针，对蒋介石采取退让的态度，在未同中共中央协商的情况下，同意了蒋介石的要求。
出席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的中共党团成员，对是否接受《整理党务案》的意见并不一致。指导中共党团的张国焘根据鲍罗廷的意见，要大家接受，使《整理党务案》得以顺利通过。于是，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和代理部长的共产党员谭平山、林祖涵、毛泽东等只得辞职。蒋介石当上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兼军人部部长，随后又当上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这样，蒋介石的权力迅速膨胀，一手控制了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的大权。
【注释】
①《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3月26日。
②《布勃诺夫在广州苏联顾问团全体人员大会上的报告》（1926年3月24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页。
作者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时间
出处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P161-1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