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戴季陶主义的批判

    随着革命形势不断高涨，特别是工人阶级在五卅运动中充分显示出自己的力量，随着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斗争的进一步发展，国民党内部发生了新的分化。除原有的老右派外，又出现了新右派。戴季陶主义的出现，就是这一分化的标志。

    戴季陶早年参加同盟会，曾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工作，国民党一大后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务委员、宣传部部长，在国民党内被认为是一个理论家。国共合作后，他曾一度表示拥护三大政策。但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他的右派面目暴露出来。1925年六七月间，戴季陶先后发表《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小册子。他声称：孙中山学说的哲学基础“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仁爱是人类的生性”，任何人只要发现自己的仁爱心，就“能够为受痛苦的农夫工人努力”。他反对阶级斗争，认为国民革命“是主张各阶级的人，要抛弃了他的阶级性，恢复他的国民性”。他反对国共合作，认为国民党的生存必须具备独占性、排他性、统一性、支配性。但同国民党老右派不同的是，他主张在行动上采取缓和态度，不公开同共产党分裂，而是要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脱离一切党派，作单纯的国民党党员”。

    戴季陶的这些理论，完全背离孙中山晚年思想的革命精神，背离国民党一大确立的纲领和政策。它反映了资产阶级右翼的利益和要求，是国民党右派打击和排斥共产党、夺取革命领导权的舆论准备。戴季陶主义出笼后，立即在上海和广州引起很大反响，促使国民党内的反共分子逐渐聚集起来，并被一部分反共的国民党上层分子捧为“最高理论”。

    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恽代英、萧楚女等共产党人撰写大量文章，对戴季陶主义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批判。他们指出：戴季陶的理论是对孙中山学说的严重歪曲。“离开阶级争斗，便无法防止资产阶级的妥协，实现民族主义；便无法使工农奋起使全国最大多数的人民得到民权；便无法使资产阶级承认节制资本，地主阶级承认平均地权，实现民生主义”①。针对戴季陶排斥共产党人，企图建立“纯粹的国民党”的论调，陈独秀指出：国民党既然是“各阶级联合的党”，“那么，于共信（即共同利害所产生的政治理想共同点）之外，便应该有别信（即各别阶级利害所产生的政治理想各别点）存在”②。瞿秋白指出，戴季陶主义“根本上还是要C.P.完全退出共产党，根本上要消灭C.P.，消灭无产阶级的政党”，这“完全是要想把国民党变成纯粹资产阶级的政党”③。萧楚女专门写成《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书，批驳戴季陶对共产党的攻击和污蔑。他们列举大量事实证明，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后，不但没有损害国民党，而且使国民党有了很大发展。

    中国共产党对戴季陶主义的批判，捍卫了正确的革命理论和原则，大大缩小了这种反动思想的恶劣影响。虽然戴季陶主义在国民党右派分子中得到共鸣，但是连戴季陶自己后来也不得不承认，他的小册子发行以后，立即受到“很大的攻击”，“不能收圆满的效果”。

    戴季陶主义的出现，是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势力抬头的信号。由于考虑到自身的羽翼尚未丰满，公开反共的条件不成熟，他们这时还不打算与共产党决裂，也不愿意放弃反帝反军阀的口号。于是他们采取两面派手法，一面表示联共，一面以限共的形式反共。这种新右派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和危险性，对于缺乏政治经验的共产党人来说，还难以识别，以致吃亏上当。

    这时，蒋介石已成为国民党新右派的核心人物。自1922年陈炯明叛变后，蒋介石开始得到孙中山的信任。1923年2月他被委任为大本营参谋长，8月奉孙中山之命赴苏联考察，回国后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以后，他在主持黄埔军校工作和统一广东的几次战役中表现积极。孙中山逝世后，他仍表示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俨然成为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继承人。1925年9月，他在黄埔军校的一次演讲中说：“我们要晓得，‘反共产’这句口号，是帝国主义者用来中伤我们的。如果我们也跟着唱‘反共产’的口号，这不是中了帝国主义者的毒计么？”“总理容纳共产党加入本党，是要团结革命分子，如果我们反对这个主张，就是要拆散革命团体，岂不是革命党罪人？”④尽管他貌似革命，其思想实质却与三大政策相抵触。他在1924年1月向孙中山呈交的《游俄报告书》和3月分别给孙中山、廖仲恺的信中，把苏联的对外政策称为“恺撒之帝国主义”，骂中国共产党为“俄奴”，反映了他内心的真实看法。只是出于政治利益的需要，他不能不暂时表示接受和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随着革命的深入和国民党内左右派斗争的发展，蒋介石敌视和力图限制共产党的本质也日益表现出来，被称为“武装的戴季陶主义”。

    两次东征以后，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同蒋介石暗中操纵的新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在蒋介石任军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共产党和左派力量有很大影响。这都是蒋介石难以容忍的。由于两次东征和平定杨、刘叛乱的胜利，蒋介石的地位和影响已大大增强，于是他开始加紧对共产党的限制，甚至提出要共产党员或者退出共产党，或者退出黄埔军校和国民党。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曾同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和苏联顾问鲍罗廷商量，主张共产党员不再同蒋介石合作，而同国民党左派合作，另组革命军队。但是，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仍认为蒋介石是左派，指示中共中央，“共产党不应要求必须由自己的党员担任国家和军队的领导职位”⑤。中共中央据此不同意周恩来等人的意见，主张继续帮助蒋介石发展。后经过周恩来、陈延年等的努力，才以原大元帅府的铁甲车队为基础，于1925年11月成立以共产党员叶挺为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这个团的骨干是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团里建立了共产党的支部。这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第一支正规部队。

    制定同国民党右派斗争的新政策

    在国民党新右派势力逐渐抬头、国共关系日趋复杂的情况下，在如何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内部存在着意见分歧。中共广东区委强调，鉴于国民党内部发生分化，共产党人应该成为国民党左派的核心力量，同国民党新老右派展开积极斗争。但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张国焘等，却按照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关于避免加剧同国民党关系的指示精神，认为应该协调国共两党关系，担心采取坚决斗争的政策，会树敌过多或者吓跑资产阶级而使自己孤立起来，主张“在国民党群众中做广泛解释工作，说明国共结成联盟和统一战线的必要性”⑥。而维经斯基则主张国共应“从联盟转向联合”，即从党内合作转向党外合作。在维经斯基的影响下，陈独秀等人又产生了退出国民党的想法。

    为了统一党内认识，明确以后的斗争方针，1925年10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维经斯基出席会议，陈独秀作中央局报告，北京、广东、湖南、河南、山东、湖北等地区的代表分别作工作报告。会议在分析五卅运动以来的形势后认为：“最近中国无产阶级及共产党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尤其是在中部及北部，使国民党中的资产阶级代表发生相当的反动，他们觉着了革命的无产阶级力量，赶紧提出阶级妥协的口号。假使认为这种现象，已经是中国共产党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国民党脱离关系之时，那就是一种很大的错误。然而别一方面，假使我们不注意这种右派的阶级妥协主张的意义，也是一种危险的错误。”因此，党对国民党的政策应当是：“反对右派而与左派结合密切的联盟，竭力赞助左派和右派斗争。”为了同右派进行斗争，会议认为“最重要的一个方法，便是到处扩大巩固我们的党，尤其在国民党势力的所在地”。

    这次会议根据广东、湖南等地农民斗争的经验和五卅运动影响下农民运动发展的新形势，第一次在党内提出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会议通过的决议指出：现在所提出的过渡时期的农民要求，如减租、整顿水利、减税、废除陋规、收回盐税管理权、减少盐税、农民的乡村自治、农民协会的组织及农民自卫军等等，可以使农民革命化，可以将农民组织起来，然而如果农民不得着他们最主要的要求——耕地农有，他们还是不能成为革命的拥护者。会后，农民运动在党的领导下得到进一步发展。

    反对西山会议派和国家主义派的斗争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国民党右派的活动也日益加紧。还在孙中山病危期间，冯自由等人即在北京成立“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公开反对广州革命政府，反对共产党。孙中山逝世后，他们的活动更加猖狂。1925年11月，谢持、邹鲁等10多人盗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非法决定另立国民党中央于上海，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开除谭平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一职，解除鲍罗廷的顾问职务，取消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开除汪精卫的国民党党籍六个月并停止他担任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职务。这次会议是在北京西山碧云寺举行的，所以通称这些人为西山会议派。会后，他们在上海自行组织“国民党中央”，同广州的国民党中央相对抗。对西山会议派的分裂活动，绝大多数国民党中央部门和地方组织表示坚决反对。西山会议派由此而声名狼藉。

    中国共产党站在反对西山会议派斗争的前列，连续发表通告，“声明此次北京会议无效”，号召全国各地的共产党人痛斥西山会议派。时任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的毛泽东在由他主编的《政治周报》上发表文章，旗帜鲜明地指出：同西山会议派的斗争“实乃继续革命与放弃革命之争”⑦；西山会议派“事实上是做了帝国主义的工具”⑧。

    1925年12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联席会议，斥责西山会议派的分裂活动，并决定于次年1月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随后由各地选出的国民党二大代表中，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很大优势。陈延年、周恩来等人主张通过国民党二大严惩西山会议派，还提出在选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时，少选中派，多选左派，争取共产党员达到三分之一。但维经斯基把戴季陶、孙科、叶楚伧等人视为“中派”，指示中共中央要拉住他们。在维经斯基的安排下，陈独秀等在上海同孙科、叶楚伧、邵元冲谈判，表示中国共产党无意包办国民党，也不希望在即将选出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增加共产党员的人数，希望孙科等人回广州参加国民党二大。

    1926年1月1日至19日，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决议案和宣言是由共产国际制定后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的。共产党人吴玉章任大会秘书长。在出席大会的代表中，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很大优势。由于共产党人吴玉章、林祖涵、谭平山等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等的共同努力，大会继续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的主张，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对参加西山会议的老右派分子痛加斥责，并分别给予警告以至开除党籍的处分。在大会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中，左派人士和共产党人占一定比例。中共中央于2月12日发出第七十六号通告，对此次大会给予很高评价，指出国民党二大“表示中国民族运动的成功”，“表示出国民党左派之胜利”。

    共产党人在这次大会上也有失误。大会召开前，党内在讨论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执行委员会的人数时曾发生争执。起初，陈独秀提出共产党员应为七人，鲍罗廷表示反对，主张不超过国民党一大时的三人，其理由“为的是不吓跑中派和不无谓地刺激右派”⑨。陈独秀不得不作出让步，最后一致同意四人。选举的实际结果是，在36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共产党员有七人，未达到三分之一。大会虽然对戴季陶主义进行了批判，但戴季陶仍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蒋介石在这次大会上第一次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随后在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常务委员会委员，2月1日又担任国民革命军总监，一跃而为国民党军政要员，为其后来夺取国民党的领导权打开了方便之门。

    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还对国家主义派展开了批判。国家主义派是一个反苏反共的政治派别。1923年底，曾琦、李璜等在巴黎建立中国青年党，标榜国家主义和全民政治，反对马克思主义，破坏国共合作，受到旅欧共产主义者的批判。1924年秋，曾琦、李璜等回国后，与左舜生等会合，在上海创办《醒狮》周报，在各省、市陆续发展了30多个国家主义派小组织。从1925年冬到1926年上半年，国家主义派的活动嚣张一时。

    国家主义派抹煞国家的阶级实质，宣扬反动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攻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瞿秋白、萧楚女等发表文章和讲话，揭露国家主义派的反动面目，指出国家主义派虽然高喊“外抗强权，内除国贼”，却不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军阀，而专门反对共产党和苏联，反对最受压迫的工农的解放，这充分表明国家主义派实际上是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的工具。

   

    【注释】

    ①《中央通告第六十五号——与国家主义派及国民党右派斗争问题》（1925年11月25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26页。

    ②独秀：《给戴季陶的一封信》，《向导》第129期，1925年9月11日。

    ③瞿秋白：《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1925年8月），原载《反戴季陶的国民革命观》，《向导》周报社1925年版。文中“C.P.”为“共产党”的英文缩写。

    ④蒋介石：《在黄埔军校特别区党部第三届执行委员会演说词》，1925年9月13日。

    ⑤《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的指示草案》（1925年9月28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695页。

   

    ⑥《维经斯基的书面报告》（1925年9月28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692—693页。

    ⑦子任：《革命派党员群起反对北京右派会议》，《政治周报》第2期，1925年12月13日。“子任”是毛泽东的笔名。

    ⑧润：《帝国主义最后的工具》，《政治周报》第3期，1925年12月20日。“润”是毛泽东的笔名。

    ⑨《维尔德给维经斯基的信》（1925年5月13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613页。

   

作者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时间 

出处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P146-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