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及危害暴露后，从中央到地方逐步从“左”倾错误中清醒过来，开始认真进行调查研究。从1958年冬到1959年夏，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采取一系列措施，纠正已察觉到的问题。
湖南省委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根据湖南的实际情况，相继采取一系列整顿措施，使全省的形势逐渐好转。1958年11月，省委召开全省人民公社党委书记会议，传达郑州会议精神，在完全肯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前提下，划小大队和生产队的规模。12月，省委传达武昌会议精神，并根据中央指示制定《关于巩固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规定》，决定在1958年年底至1959年春对农村人民公社进行整顿。随后，整社工作迅速铺开。在思想认识上，通过反复宣传，使广大干部群众认识到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现阶段主要实行集体所有制，全民所有制成分不能太大，共产风不能再刮；在管理体制方面，由以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调整为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实行公社、大队、生产队的三级管理和三级核算；在生产责任制上，则推行定任务、定劳力、定资金、定措施和超产奖励的“四定一奖”制度，并强调按劳分配，缩小供给制的范围。经过调整，1959年4月底，全省的生产大队由1.1万多个划小变为近2万个；到7月初，农村公共食堂调整为41万个。
随着对人民公社的初步整顿与巩固工作的展开，为给中央即将召开的庐山会议做准备，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中央书记处书记、解放军总参谋长黄克诚等中央领导人响应毛泽东号召，先后于1958年12月和1959年1月初回到湖南湘潭、平江、衡南、邵阳等地开展调查研究，获得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存在问题的第一手资料，增强了感性认识和理性思考。他们鼓励干部群众讲真话、讲实话，并就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批评改进意见，对于帮助湖南纠“左”起了促进作用。特别是他们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发表负责任的意见，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实事求是、执政为民的精神。
1959年上半年，随着全省各地人民公社整顿的深入，一方面为指导各地“继续跃进”，一方面为解决已发觉和认识到的一些“左”的错误，湖南省委和省人委负责人纷纷深入农村、工厂搞调查研究。在这些活动中，以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的湘西之行较为突出。
1959年4月29日，周小舟从长沙出发，到湖南西部地区调查研究，先后考察了宁乡、益阳、常德、慈利、大庸、永顺、吉首、黔阳、邵阳、湘潭等15个县市，5月27日从湘潭回到长沙，历时一个月。他一边宣传《党内通信》，一边检查工作。考察常德时，他感到突出的是群众生活问题。到慈利后，他对地、县委领导人说：公共食堂非整顿不可；1958年的“卫星”是浮夸，吹牛皮！这种造假浮夸之风害人。随后就在慈利展开整顿食堂的试点。5月12日，他在慈利县给省委书记处书记周惠并省委写了一封信，提出应当进一步缩小生产单位，允许私人养猪和整顿食堂。整顿食堂的办法，一是只办农忙食堂，二是缩小食堂规模，提高食堂的管理水平，并积极创造条件，解决社员私人养猪、种自留地以及居住拥挤的问题。对于供给制，他在信中尖锐指出：“这就是刮共产风的关键所在！”随后，他再次给省委发回电报，强调所提问题。
5月28日，回到长沙的第二天，周小舟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就供给制、公共食堂、人心思定、算账、住房等12个问题，向省委作了系统汇报。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农村出现的共产风等“左”倾错误提出许多批评。他说：他是不赞成在农村实行供给制的，多数农民也不赞成，这实际上是一部分人共了另一部分人的产，并且挫伤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降低了生产率。他再次提出必须立即解决公共食堂问题，举出农民已经提出公共食堂有6条缺点：浪费粮食；浪费燃料；肥料减少；浪费劳力；私人无法养猪；群众心情不愉快。在谈到人心思定时，他指出：这一两年来生产关系变化太大太剧烈，人心震动极大。现在干部、群众都希望政策有个准，生活能够安定。
周小舟湘西之行归来后所谈的这些意见，不仅符合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精神，而且具有相当的理论高度。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周小舟凭着他的执著与胆识，从理论的高度对人民公社的实质进行质疑，体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实事求是精神。他的一“信”与一“汇报”，是湖南省委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形成的重要文献。省委在周小舟等负责人的领导下，对农业、工业、交通、财贸、基建诸方面进一步采取调整措施，如大幅度降低粮食、钢铁、煤等指标，缩短战线，保证重点，大力发展日用品、手工业品和农副生产，紧缩社会集团购买力，削减行政经费，精简职工，控制货币投放，使日趋尖锐的紧张状态迅速得到缓解。
湖南省委的纠“左”措施随着庐山会议的召开及“反右倾”斗争而中断。庐山会议错误发动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等人的批判，周小舟因坚持实事求是，支持彭德怀、黄克诚等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左”倾错误的批评，与彭、黄、张一起被错误地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受到“撤销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保留中央候补委员，以观后效”的处分。同时，中央决定调中共湖北省委第二书记张平化来湖南任省委第一书记。此后，湖南在相继开展的“反右倾”斗争和“新的跃进高潮”中，“左”倾错误得到新的发展，国民经济因此陷入严重困境。
1958年至1960年的“大跃进”遭受严重挫折，根本原因是主观脱离客观，思想脱离实际。随着工农业生产等方面矛盾和问题的逐渐暴露，党中央、毛泽东对工作中出现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逐步加深认识。1960年5月，毛泽东在长沙听取湖南省委的情况汇报，华国锋讲述农村困难时的“田也瘦了，牛也瘦了，人也肿了”的说法，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为探寻缓解困难、恢复经济的办法，切实纠正“大跃进”以来的“左”倾错误，1961年1月在北京召开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毛泽东提出1961年应成为“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在党中央、毛泽东的倡导下，全党上下围绕农村政策的调整开展规模空前的调查研究活动。
毛泽东身体力行，带头开展调查研究。八届九中全会后，毛泽东派胡乔木率中央调查组到韶山蹲点调查。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等参与中央调查组的调查。2月11日，毛泽东来到长沙，听取胡乔木和省委负责人的工作汇报，并指导中央调查组向农民征询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的意见。3月31日，毛泽东在广州开会后再次到湖南，听取省委负责人和湖南调查组反映群众对“农业六十条”的意见。4月8日，毛泽东从武汉到长沙，继续指导省委和中央调查组的农村调查。4月11日，毛泽东写下《关于湖南工作的一封信》，指出：“主要是在走群众路线，及时看出问题、先下手、争取主动权”，“湖南在这两个问题上有些同志似乎还不大懂……见事迟，抓得慢，以至春耕大忙临近，在许多地区党还没有取得主动权。”这封信对省委及各级党委的震动相当大。4月14日，张平化向毛泽东、刘少奇等写信，检查湖南工作中存在的脱离群众和主观主义的错误。同一天，胡乔木也将关于农村公共食堂问题的几份调查材料送给毛泽东。毛泽东了解到因办公共食堂而引发的六大弊端后说：“群众不赞成，你不解散，社会主义也建设不起来。”4月16日，省委发出文件，指示各地有组织地解散一部分或大部分食堂。5月14日，毛泽东就张平化的信作出重要批示：“一切问题都要和群众商量，然后共同决定，作为政策贯彻执行。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这对此后湖南纠正“左”的政策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在广州会议结束后也回到湖南，在宁乡、长沙两县农村进行了44天的蹲点调查，获得大量第一手材料，为解决当时农村政策调整提供直接依据。4月1日，刘少奇偕夫人王光美等到达长沙。4月2日至11日，刘少奇在宁乡县东湖塘公社展开调查，了解农村的一般情况。从4月12日起，转到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进行重点调查。4月30日，他结束在天华大队的调查赶回长沙，向毛泽东汇报情况，得到毛泽东的赞许：“我们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向刘少奇同志学习”。5月2日至15日，刘少奇再次到宁乡县调查，住在故乡花明楼炭子冲旧居。在这里，他主要就前段在宁乡县、长沙县农村调查中发现的主要问题，分别与社、区、县委和省委负责人交换意见，研究解决办法。5月16日，刘少奇离开长沙返回北京。在蹲点调查中，刘少奇深入群众，口问手记，诚恳地听取意见，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45天中，刘少奇单独听取县以上领导和组织的工作汇报4次，召开社队企业干部及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座谈会23次，与县社工作组、大队干部商讨解决问题的工作会议22次，与干部、社员等30多人进行交谈，从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在与干部、社员的交谈过程中，刘少奇就影响生产和群众生活的一系列实际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关于生产与分配问题，他发现，工作中的命令主义、分配中的平均主义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与生活积极性。为此，他要求各级干部深入群众，搞好典型调查，实事求是地决策问题和指挥生产。针对平均主义，他明确指出，要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减少供给制部分；调整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在分配中的比例关系；试行生产中的责任制，等等。关于公共食堂问题，他经过实地查看，认为硬性办公共食堂严重影响群众的健康和生产积极性、束缚生产力的发展，“这样的食堂要散，勉强维持下去没有好处”。关于农民住房问题，刘少奇得知为办居民点而大量拆毁或占用民房的情况后，告诫基层干部：人必有屋，鸟必有窝。反复同干部、群众座谈研究解决住房问题的政策、方法和步骤。关于民主与法制问题，刘少奇在调研时，发现长沙县冯国全破坏耕牛案一案不真实，宁乡县存在非法查扣群众信件的情况。为此，他要求政法部门依照实事求是、依法办事的精神，查清冤假错案。随后，省公安厅迅速对这两起案件进行调查核实，并依据事实予以纠正。为方便群众更好地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刘少奇还指导长沙和宁乡两县在5月初率先建立区级人民法庭。不久，全国各地普遍建立起区级人民法庭，较好地维护了群众的正当权益，促进了社会的稳定。
毛泽东、刘少奇两位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在湖南城乡领导开展的大型调查研究活动，极大地促进了湖南的工作。为迅速端正思想认识和工作作风，湖南省委负责人纷纷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解决实际问题，促进了湖南形势的逐步好转。省委还决定采取一个重大举措，由省委书记处书记兼任一些地、市委的第一书记，如万达到常德、华国锋到湘潭、李瑞山到长沙兼职。1962年11月至1964年5月，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带职下放，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他深入基层，跑遍全区各县，与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交谈，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以此研究制定符合实际情况的工农业生产发展措施。
作者 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
时间
出处 《中国共产党湖南简史》（1920—2010）P129-1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