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和“一五”计划主要指标的提前实现，为继续推进湖南社会主义建设打下了较好的经济基础。然而，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过程中，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问题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规模速度问题上发生严重失误，使探索过程出现重大曲折。特别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反右倾”斗争，使湖南经济社会发展遭受严重挫折，迟缓了建设步伐。

    苏共二十大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发生波兰和匈牙利事件，西方帝国主义乘机掀起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受国际大环境影响，1956年秋冬，中国国内不少农村、工厂、学校出现一些“闹事”情况。这样，借鉴苏联东欧的历史教训，总结自己的经验，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就成为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着重思考的重大课题。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总结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的历史经验，回答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出现的新问题，提出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科学地阐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发展。毛泽东讲话发表后，湖南省委立即在全省组织传达和学习，为即将到来的整风运动作了准备。

    1957年3月19日至29日，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带领中央调查组就“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湖南长沙、株洲、衡阳等地进行调查研究。他与长沙市中学生及教师代表座谈的有关内容整理成《关于中小学生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以社论的形式在4月8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三三一厂（即湘江机器厂）根据他的重要指示进行的依靠群众走“自建公助”解决住宅问题的试点取得良好效果，其经验在当年12月8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并配发了社论，向全国推广。

    为了摸索处理农业合作社内部矛盾的经验，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于1957年4月21日至6月3日率领中央工作组回到攸县上云桥乡开展了群众性的整社运动试点，当时又叫民主办社运动，指导做好初级社向高级社过渡之初的整社工作。他蹲点期间，走村串户，访问社员，与社乡干部座谈，了解农业社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情况，帮助和教育县、乡、社各级干部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做群众的贴心人。回到北京后，为《农村工作通讯》撰写了《整社的关键是贯彻群众路线——攸县上云桥乡整社工作的一些基本经验》。6月2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向全党转发了谭震林关于在湖南攸县关于民主办社和整风问题的报告。

    为适应由革命时期转入建设时期的新形势，克服党内滋长的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1957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普遍深入的整风运动。遵照中央指示精神，湖南省委于5月8日制订整风运动计划，在全省开展党内整风。广大干部群众和各界人士积极响应号召，帮助共产党整风，提出许多有益的批评和建议，也有极少数人趁机发泄对共产党的不满，攻击党的方针政策和各项社会改革，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这引起党中央高度警觉。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开始在全国开展反右派斗争。湖南省反右派斗争首先在民主党派及工商界展开，很快发展到高等院校、文化艺术团体、新闻单位及省直机关，继而扩展到厂矿、中学、市县级机关甚至小学，到1958年10月基本结束，约2160万人参加整风，占全省总人口的61％。这次整风的初衷是充分发动群众提批评建议，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以加强各级组织建设、提高执政素质和领导能力。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给予坚决反击，对于巩固刚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完全必要的。但由于对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在指导思想上出现“左”的偏差，致使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一大批正直的知识分子、爱国民主人士和党员干部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不幸的后果。全省共划右派分子31000余人，其中99.9％的人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平反改正。

    反右派斗争之后，中共中央认为，经济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伟大胜利，经济建设可以搞得更快一些。在1957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多次批评在经济建设上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在生产建设上来一个大的跃进”，第一次提出“大跃进”的口号。这年冬季，全国范围掀起以兴修水利为中心的冬季农业生产高潮，实际上拉开了“大跃进”运动的序幕。1958年1月和3月，中央先后在南宁和成都召开会议，为“大跃进”作了进一步的准备。1958年5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后，以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为标志的“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以及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当时被称作“三面红旗”。它们的提出和推行，表明党试图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开展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打开一个新的局面。

    为传达贯彻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和毛泽东对反冒进的批评，1957年10月26日至11月6日，湖南省委召开扩大会议，号召“以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精神和排山倒海的劲头，加速发展农业生产”。“大跃进”运动随之在全省兴起。1958年5月，省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精神，贯彻总路线。会后，全省“大跃进”形成高潮。

    湖南的“大跃进”首先从农业开始。1957年秋收以后，以兴修水利为中心的冬季农业生产高潮标志着湖南“大跃进”运动的开始。全省掀起的规模空前的兴修水利高潮，一直持续到1958年3月。全省累计用工达3.2亿多个，共完成土石方工程15亿立方米，超过“一五”时期水利工程土石方总和近10倍。当兴修水利告一段落后，全省各地又开展增施肥料的运动。在湖南还没有自己的化肥工业和人畜粪肥有限的情况下，增施肥料只好靠种草籽、铲草皮、挖塘泥等办法来解决，有些地方甚至拆掉老土砖民房作肥料。同时，推广深耕密植和扩种双季稻。1958年6月20日，湖南省委召开夏季工农业生产大检查巡回现场会议，给全省农业“大跃进”加温。在层层压力下，许多事物逐步走向反面。高指标、瞎指挥、强迫命令，必然导致浮夸风的盛行。1958年，在全国各地大放“卫星”的影响下，湖南也开始“卫星”上天。12月16日至21日，省委、省人委在长沙召开全省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宣布当年“大跃进”取得“空前伟大的成绩”：全省粮食总产量达到225亿公斤，比1957年翻了一番。但实际上。当年粮食总产量只有122.76亿公斤，比1957年仅增产8.4％。

    在农业率先“跃进”影响下，湖南工业、交通、运输、财贸等部门纷纷动员起来，围绕农业发展要求，制订指标与措施，开展规模空前的“大跃进”运动。1958年2月26日至3月9日，湖南省委召开工业交通会议，决定当年地方工业总产值要比1957年增长1倍，1962年要比1957年增长7倍。规划5年内建成农业机械网、修配网、化学肥料网、农副产品加工网、电力网、煤炭网、交通运输网，形成一个支持农业的工业体系以推进农业机械化。会后，全省自上而下掀起大办工业的高潮。为解决大办工业中原材料不足，尤其是钢铁缺口很大的问题，4月份省委要求1958年生产生铁35万吨。实际上，1957年全省生铁产量仅为9.19万吨。3月20日，国家冶金部所属大型企业湘潭钢铁公司正式开工建设，11月，一号高炉即正式投产，这是湖南第一座现代化的高炉。同时，省办涟源钢铁厂一期工程也于3月26日破土动工，10月27日一号高炉正式投产。6月8日，《新湖南报》发表社论，号召全省动员起来，让土法炼铁遍地开花。经过层层发动，以钢铁为中心的“跃进”高潮迅速在三湘四水兴起。在“小、土、群”方针的指导下，大搞土法炼钢炼铁。到10月19日，全省炼铁土炉达6.5万座，由一批民间铁匠指挥炼铁。10月31日，放出全省日产生铁3.7万余吨的高产钢铁卫星。1958年11月底，湖南宣告提前1个月超额完成全年的钢铁生产计划。实际上，当年全省只生产铁59万吨，钢8.06万吨，并且含硫量大大超过国家标准，无法使用；而成本之高，则使省财政当年为补贴钢铁亏损支出近1亿元。在全民大炼钢铁的同时，全省相继掀起以土法为主的全民大办地质、大办煤炭、大办机械、大办水泥、大办交通运输等运动。

    农业、工业的“大跃进”带来了整个社会的“大跃进”，科技、文化、教育、卫生等部门奋起直追，开展形形色色的“大跃进”。

    1959年夏天，原定进行纠“左”的庐山会议主题反而变作反右倾。于是，“更大更好更全面的跃进”紧接而来，生产指标一再加高，强迫命令更加严重，浮夸虚假更趋盛行。到1960年冬，全省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国民经济主要比例严重失调，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下降。

    连续三年的“大跃进”运动，是在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一次重大失误。但是，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高昂热情和辛勤劳动也取得了一部分实际成果。“大跃进”以前，湖南省尚无中型以及中型以上水库的建设历史，现有大中型水库的2／3是“大跃进”期间开工兴建的，包括9座大型水库、69座中型水库，其中蓄水量在1亿立方米以上的有7座，即黄材、官庄、王家厂、水府庙、黄石、酒埠江和双牌水库，成为全省水利工程的骨干，为湖南农业的稳步增长创造重要条件。湖南林业建设也取得了巨大成绩，有些至今仍发挥着重要作用。据统计，1950年至1985年，全省国营林场共造林870余万亩，“大跃进”3年占了36年总造林数的13.5％。到1985年，全省共有国营林场与采育场196个，其中117个是在3年“大跃进”时期建立起来的，占了总数的60％。其中对湖南的林业与旅游业做出重大贡献的大庸县张家界国营林场，就是在1958年3月建立的。交通方面，娄邵-铁路、京广铁路复线（武昌至衡阳）、湘黔铁路（湘潭至金竹山）全部或部分建成投产，大大促进了湖南交通建设。工业方面，新建或扩建湘钢、涟钢等一批在湖南国民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大中型骨干企业，推动了湖南钢铁工业的兴起和发展。

    人民公社是“大跃进”运动的产物。在1958年的“大跃进”高潮中，全靠增加劳动强度已远远不能适应形势需要。为解决劳动力供不应求的棘手问题，进一步变革生产关系成为大势所趋，便产生了规模很大的人民公社。1958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为大社的意见》；8月，毛泽东视察河南、山东农村时明确赞扬“人民公社好”；8月29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强调“人民公社将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声势浩大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发动起来。

    1958年8月13日至22日，湖南省委在长沙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决定省内人民公社化运动从8月下旬开始试点，9月全面铺开。8月26日，长沙县高塘人民公社率先成立。到8月底，全省一共开展123个人民公社的建社试点工作。9月中旬，全省人民公社试点工作基本结束，进入处理具体经济问题的阶段，新化、古丈两县率先实现人民公社化。起初，省委对待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态度还比较慎重，湖南建社速度与规模都不如邻省。但是全国形势逼人，湖南也不得不加快建设步伐。9月下旬，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潮席卷全省，宣告实现人民公社化。在原来5.3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建成1128个人民公社，平均每个公社达7000多户，入社农户占全省农户总数的99％以上。全省共有11592个大队，10.5万个生产队。同时，人民公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以军事建制组织社员进行劳动生产和生活。公社普遍推行大办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及敬老院，许多地方甚至大办居民点，实行集体开餐和住宿。到年底，全省共办27万个公共食堂，全省农村98％以上的人参加公共食堂。在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推动下，全省许多城市及集镇也办起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10月，省委成立城市人民公社办公室。全省9市搭起公社架子的有33个街道公社，8个工厂公社，7个学校公社。在全省236个县镇中，建立人民公社的有186个，占县镇总数的78.8％。乡村镇基本上实现人民公社化。考虑到城市情况不同于农村，重点只抓了长沙市先锋公社和株洲市机车厂公社两个试点，没有引起城市人民生活的更大震动。

    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所谓“大”，就是公社组织规模大，湖南平均每社达7470户，是同期全国人民公社平均户数的1.6倍。其中澧县澧阳公社多达2.8万户，11.4万人。人民公社不仅规模大，而且内容全，它囊括工、农、商、学、兵各个方面，实行五位一体。人民公社既是农村基层政权机关，又是农村经济单位，实行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管理。所谓“公”，就是公有制成分增加和提高。增加公有制成分的途径首先是将原本属全民所有制性质的农村财贸机构划归公社代管；其次是将入社的原高级农业社的一切生产资料收归公社所有。人民公社建立后，全社范围内的重大生产活动均由公社统一规划组织，公社即可以无偿调用各大队的土地和其他人力物力财力；各大队也可以无偿调用各生产队的土地和其他人力物力财力。人民公社普遍实行“供给与工资相结合，以供给为主（占70％以上）”的分配制度。人民公社的收益，由公社统一核算、统一分配，由公社或大队对社员包吃饭、穿衣、医病、上学等11个“不要钱”，然后再按出工多少由公社或大队给社员发工资。同时为扩大人民公社“共产主义成分”，社员家庭副业被取消，自留地和家庭生产资料归公，甚至一部分房屋、炊具等生活资料也共了产。

    人民公社制度是通过行政手段建立的，很快暴露出许多问题。全省对3300多万农民实行供给制和工资制难以为继，原来宣传的供给制的许多优越性走向反面：出工人喊人、干活人看人、收工人赶人、吃饭人比人，调不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公共食堂开餐和集体住宿的生活方式，给社员群众带来许多不便。实践证明，人民公社制度除在大规模调动人力物力兴修水利、发展交通等方面起过一些作用外，总体来看是违背社会规律和脱离实际的。

   

作者  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

时间 

出处  《中国共产党湖南简史》（1920—2010）P123-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