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随着日本对华策略由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调整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国内抗战形势发生明显变化。在此背景下，湖南的战局和政局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武汉沦陷后，日军沿粤汉铁路继续南犯。11月9日攻陷临湘，10日占领城陵矶，12日攻占岳阳。从此，湖南由后方转变为正面战场的前沿阵地。11月13日，国民党湖南当局执行上级指示，火烧长沙城，3000余人死于非命，全城90％的房屋被焚毁，史称“文夕大火”。这场大火，是蒋介石“焦土抗战”政策的恶果，它不仅使长沙人民蒙受巨大灾难，而且成为湖南政局开始变化的重要标志。“文夕大火”后不久，国民政府下令改组，免去张治中省政府主席职务、调离湖南，任命薛岳为省主席并担任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顽固反共的薛岳取代张治中担任湖南省政府主席主持湘政后，不断强化反共政策、制造反共摩擦事件、压制打击抗日民主力量，抗战初期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宽松环境不复存在。
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同时发展，湖南的形势变得日益复杂。在此关键时刻，从失守的武汉撤退到长沙的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和中共长江局军事部长、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等领导人，为团结抗战做了大量重要工作。
针对战争失利带来人心不稳的社会局面，周恩来、叶剑英积极宣传坚持抗战，鼓舞各界人民团结御敌的信心和勇气。1938年10月29日，叶剑英在长沙向《观察日报》记者和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人员演讲抗战新形势，强调不要因武汉、广州失守感到悲观，指出最后胜利一定是中国人民的。11月6日，周恩来在湖南各抗日救亡团体召开的欢迎大会上，作了《抗战第二阶段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宣传中国共产党关于持久战的思想，指出在抗战第二阶段即战略相持阶段，中心任务是深入基层和深入敌后，号召所有的优秀青年勇敢地到敌后去。次日晚，周恩来又在省电台对各界人民发表激动人心的广播讲话，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宣传发动。周恩来、叶剑英的这些演讲宣传，使全省人民在严峻的抗日形势面前增强了抗战的信心和勇气。
“文夕大火”发生时，周恩来、叶剑英正在长沙，当大火烧到八路军驻湘通讯处驻地时，他们率领工作人员冲出火海、撤往湘潭，并在湘潭召开紧急会议，研究突发事变和应急对策，制止“焦土抗战”祸害的蔓延。随后，他们赶赴南岳衡山，就长沙大火的责任和善后问题与国民党当局及蒋介石进行交涉，提出善后解决办法。周恩来和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负责人郭沫若商量，调集抗敌演剧队一、二、八、九队和湘剧抗敌宣传队一队共120多人组成善后突击工作队，最先赶到长沙组织救灾。周恩来还亲自起草《告长沙同胞书》，严厉指责纵火罪行，呼吁各方保持稳定、支援前线，得到各方拥护，对稳定大火后长沙军民的抗战情绪起了积极作用。
武汉沦陷后，湖南成为抗战力量集中地之一，国民党的许多领导人、高级将领均撤退到湖南，还有大批精锐部队云集长沙、衡阳一线，南岳衡山更是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险要山势被国民党选定为临时大本营，蒋介石曾长时间驻扎于此。周恩来、叶剑英到湖南后，利用各种场合和机会联络友党友军上层人士和各界名流，开展上层统战工作。他们多次赴南岳面见蒋介石，磋商国共合作事宜，特别是利用参加国民政府军委会在长沙、南岳召开的几次军事会议，宣传抗日持久战和游击战思想，就国共合作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之事进行协商。1938年11月，国民党当局接受中共建议，决定在南岳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周恩来、叶剑英为维护发展已有的国共军事合作、创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倾注了心血。叶剑英率一批中共教官及八路军驻衡阳办事处部分工作人员共30余人，参加游击干部训练班的教育工作，对外称中共代表团、对内称工作组，叶剑英任团长。1939年2月15日，南岳游干班第一期正式开学，1039名学员编为8个队，其中第7队大部分是中共衡山县委派往游干班学习的原衡山青年战时工作队成员。在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内，叶剑英除担任教学领导工作外，还讲授“游击概论”、“游击政工”等课程，利用课堂积极宣传中共关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思想。周恩来对南岳游干班教学工作十分关心。1939年4月，他以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来南岳游干班视察，并担任该班国际问题讲师，作了《中日战争之政略与战略问题》的报告，宣传中共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和持久抗战的战略思想。他的报告在学员中引起强烈反响，报告的内容很快被报刊刊载发表。
在南岳，周恩来、叶剑英还广泛接触宗教界爱国人士，引导和支持他们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9年4月，周恩来为南岳福严寺巨赞法师组织成立的“佛教僧青年救国团”题词：“上马杀贼，下马学佛”，给宗教界人士以极大鼓舞。5月7日，叶剑英在南岳为佛道教人士作了题为“普渡众生，要向艰难的现实敲门”的讲演，号召广大爱国僧侣在国家民族危难之时，走出禅房参加到抗日救亡的斗争中去。随后，南岳的宗教界爱国人士纷纷投身抗日救亡洪流。
作者 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
时间
出处 《中国共产党湖南简史》（1920—2010）P68-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