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后，湖南因十年内战形成的工农阶级与地主资产阶级的尖锐对立逐渐趋于缳和。中共湖南地方各级组织和共产党人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积极促进国共两党在湖南地区以及各族、各界人民之间的团结合作，有力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湖南的建立和全省救亡运动的高涨。
湖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是从国共两党军事合作开始的。全面抗战爆发后，长期在湖南及其边界地区坚持斗争的湘鄂赣、湘赣、湘粤赣和湘南红军游击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抗日的指示精神，积极慎重地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谈判，改编新四军，开赴前线抗日。先是中共湘鄂赣省委提出四项合作条件和五项停战条件，与国民党军队第五十师代表及平江县国民党地方当局代表谈判，后又与国民党武汉行营谈判。开始谈判并不顺利，当国共两党达成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协议后，中共湘鄂赣省委与国民党地方当局的谈判才有了新的进展。1937年8月29日，谈判获得成功。湘鄂赣省委机关和红军游击队官兵陆续下山，在平江县的长寿、嘉义一带集中整训。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在江西南昌组建后，湘鄂赣红军游击队奉命组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共1100余人，从嘉义出发开赴抗日前线，并在嘉义设立新四军驻平江嘉义留守处（后改为通讯处）。湘赣边界的中共湘赣临时省委在陈毅的劝说下，向分散各地的红军游击队发出停止同国民党的敌对行动并下山参加整编的通知，经过集中整训后，红军游击队奉命组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一大队，共300余人，于1938年2月从江西省莲花县龙上村出发，开赴抗日前线，行至浙江开化时，又奉命整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一营。在湘南地区坚持斗争的中共湘南特委，于1938年2月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谈判，达成关于双方停止敌对行动、红军游击队下山改编和在郴州设立新四军驻湘南通讯处等协议，湘南红军游击队第一大队和湘南赤色游击第三大队，分别在宜章县赤石和耒阳县江头集中整训，组编为新四军暂编第一大队和第二大队，共300余人，于4月从耒阳县灶市出发，开赴抗日前线，行至安徽太平时，正式编入新四军军部特务营。活动于湖南桂东、汝城及江西崇义之间的东边山和桂东、汝城、资兴之间的西边山的湘粤赣游击支队，在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谈判后，集中在桂东沙田整训，改名为湘粤赣边区人民抗日义勇军，共300多人。1938年1月开赴江西省大余县池江，与赣粤边游击队集中整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二营及第三营一部，部队离开桂东时，在沙田设立新四军驻沙田留守处。湘境红军游击队的改编，对促成湖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和支援前线抗战起到了重要作用。
湖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黄金时期，是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建立后与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的团结合作。1937年11月，国民政府迫于舆论的压力，将坚持实行反共政策的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调离湖南，任命张治中为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主持湘政后，对共产党采取友好态度，提出国民党“应该和共产党在工作中竞赛，不应该压制共产党”。他极力主张改革政治、开放民运、联共抗日。围绕抗日问题，他采取了一些开明措施，成立了亲自兼任团长的湖南民众抗日自卫团，以及亲自兼任处长的湖南民众训练指导处。根据张治中的表现，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和湖南省（工）委紧密配合，积极派出党员多渠道地做张治中的工作。徐特立多次与张治中商谈抗日救亡工作问题，推动他赞成和允许建立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出版《观察日报》、释放被国民党关押的“政治犯”、组织民众抗日等。1938年10月，湖南民众抗战统一委员会成立，负责动员民众、组织民众的工作，以此调整各种战时民众团体的关系，推动群众运动的发展。张治中任主任，八路军驻湘代表徐特立、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长兼长沙市委书记任作民等被聘为委员，徐特立任常委。湖南民众抗战统一委员会的建立，标志着湖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为中共湖南省委及其各级组织深入基层发动民众，推动全省的抗日救亡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湖南省委和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利用张治中在湘采取的相对开明政策，不断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如徐特立所说：创造了“抗战与统一战线在湖南的黄金的发展和上涨时期”。
国难当头，抗日救亡不仅成为国共两党再次合作的政治基础，也是社会各阶层爱国民众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动力。中共湖南地方组织和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广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调动各个阶级、阶层、爱国人士的抗日爱国热情，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于是，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全省各界、各阶层民众同仇敌忾，纷纷组织起来，以省会长沙为中心，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高潮。尤其是以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为骨干的文化、教育界开展的文化救亡活动，成为抗战初期湖南抗日救亡运动的一大亮点。
建立抗日团体是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组织工作。中共湖南省（工）委十分重视并加强这方面工作，积极利用张治中所组织的湖南抗日统一动员委员会的形式，或派人参加湖南人民抗敌后援总会，或直接通过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组织、领导和影响爱国进步人士成立救亡团体。于是，各种抗日救亡团体纷纷建立，全省多达数百个。它们以统战形式积极开展工作，有力地推动了全省抗日活动的开展。在众多抗日救亡团体中，以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最为活跃，影响也最大。1937年10月成立的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会员发展到1000余人，直接受其领导的有读书会、戏剧会等35个团体，并先后在衡阳、湘潭等地建立分会。中共湖南地方组织通过这一团体，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发动民众、组织民众，以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湖南的形成和抗日救亡运动在湖南的高涨。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则荟萃一大批著名文化人，分会中的中共支部充分发挥这些文化名人的优势，不仅创办出版《中苏》半月刊，还编辑发行《抗战前途》、《战时民众任务》、《战时农村问题》、《战时宣传技术》、《抗战壁报》等抗战小丛书，并组织时事研究会，举办俄文补习学校，对推动全省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起了重要作用。
报刊是抗日救亡运动的舆论工具和号角。自1938年2月起，党的各级组织和各阶层爱国进步人士创办的报纸、期刊，如同雨后春笋般涌现在三湘大地，仅长沙市就有30多份报刊。影响最大的是中共湖南省（工）委直接掌握的《观察日报》和《抗战日报》。《观察日报》创办于1938年1月25日，是省工委的机关报，黎澍任总编辑；《抗战日报》创办于1月28日，田汉、廖沫沙负责，成为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战主张的重要阵地。各县委或县工委创办的报刊也有30多种。这些报刊大多生动活泼、战斗性强，有力地动员了广大群众投入抗战洪流。另外，《新华日报》、《解放》、《群众》、《抗战三日刊》等大量救亡报刊和书籍如潮水般涌进湖南，将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和持久抗战的主张传播到广大民众之中。图书出版发行业也因此兴盛起来。据不完全统计，抗战爆发后，全省新增书局书店316家，出版图书700多种，尤其是共产党组织领导的战时书报供应所湖南分所，在宣传和销售抗日救亡的进步书刊方面起了突出的作用。中共湖南各级组织创办的进步报刊和组织销售进步书报，对于在全省广大民众中深入进行抗日救亡的思想发动起到了重要作用。
创办抗日学校、培养民众运动骨干是开展抗日救亡的保证。中共湖南各级组织领导创办或影响支持各界爱国人士共同创办各类战时学校、训练班和救亡图书室，大力培养抗日人才。其中影响最大的有武冈塘田战时讲学院、郴县抗日骨干培训班、华容东山战时中学、国民党七十军“云干班”等。1938年7月，湖南省委派共产党员吕振羽通过统战关系，借用湘籍国民党上层人物的名义，在武冈县塘田（今属邵阳县）正式创办塘田战时讲学院。学院秘密建立中共党组织，吕振羽任书记。办学方针是以抗日救国为中心，向广大青年进行阶级教育、民族教育和战时教育，培养各种各样的干部，为民族解放输送人才。讲学院历时7个多月，共培训学员250多名，其中大部分后来成为革命骨干力量。
在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经过深入广泛的思想动员和舆论准备，全省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1938年11月长沙大火之前，湖南作为战略后方，在筹措物资、支援前线，救护伤兵、接济难民，动员民众参军参战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从1938年2月起，湖南各界发动多次大规模募捐献金活动，筹集抗战物资，广大人民群众节衣缩食、慷慨解囊，为支援前线抗战作出重大贡献。5月17日，湖南工人抗日后援会发动工人征募衬衣10万件，捐赠前方抗日将士和伤病员；7月7日，湖南抗敌总会等抗日团体举行纪念抗战一周年大会，会后在全省开展抗战周年纪念献金活动，全省共献金29.7万余元。9月至10月间，全省民众响应全国征募寒衣委员会号召，共为前线将士征募寒衣60万套。湖南接受抗日前线撤退下来的伤兵难民，湖南省委发动组织各抗日团体组成伤兵难民服务团，开展“服务军人难胞活动”，为伤兵洗衣、写信、读报、教救亡歌曲等。全面抗战爆发后，驻湘的国民党军队源源不断调往前线，“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之后的数月内，驻湘部队就有8个师、3个独立旅、约8万官兵开赴前线。八年全面抗战期间，湖南征募兵员达210万人，仅次于四川，居全国第二。中国军队的湘籍官兵在抗日战场上英勇杀敌，先后有10余万人战死沙场，为国捐躯。
作者 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
时间
出处 《中国共产党湖南简史》（1920—2010）P64-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