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主力长征后，与湖南毗连的各革命根据地相继丧失，奉命留在湖南边区各根据地内坚持游击战争的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依靠广大群众的支援，继续与敌人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

    在湘鄂赣边区，1934年7月后，根据地被分割成11块，其中最大的平江黄金洞苏区纵横才十几公里。在省委与党中央联系中断、主要负责人陈寿昌和红十六师的人员大部分牺牲或失散的情况下，新任省委书记傅秋涛等独立领导开展艰苦的游击斗争，提出以主要精力恢复和壮大红军主力、保卫苏区的方针。随后，抽调干部开展扩红运动，恢复红十六师。到1935年上半年，部队发展到5000余人，以平江黄金洞为中心纵横50公里的游击根据地得到巩固。除拥有平江、修水、通城和岳阳之间的这块较大苏区外，还有平浏长、大围山、药姑山、修武崇通和修通崇5块根据地，形成湘鄂赣根据地游击战争在逆境中发展的兴盛时期。1935年6月后，几块较大的根据地又被敌人分割，游击战争进入更加艰难的时期。湘鄂赣省委及时改变斗争策略和方法，机关干部和部队指战员经常出没于人烟稀少的深山老林，避实就虚，与敌人周旋。广大边区人民为保卫根据地，踊跃参军、冒着生命危险全力支援红军游击队。经过3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湘鄂赣边区保存了500多名党员干部和390多名战士。

    在湘赣边区，红六军团突围西征前，湘赣省委召开扩大会议，研究确定湘赣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的总部署，重新调整党政军领导机关，建立健全地方武装红军独立一、二、三、四、五团，加上遂川、永新、莲花、酃县等地游击队，共约5000人枪。敌人调集5个正规师和3个保安团，发动大规模“清剿”。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加上湘赣省委书记陈洪时先是坚持“左”倾军事方针，随后又叛变投敌，边区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大批干部战士惨遭杀害，边区斗争陷入混乱、溃散的危险状态。1935年7月下旬，湘赣省苏维埃主席谭余保在棋盘山主持召开湘赣省干部会议，制定“保存力量，稳步发展，以待时机”的战略方针，组成以谭余保为书记的新的领导核心——中共湘赣临时省委，建立湘赣省军政委员会和游击支队司令部，重新确定以武功山为依托，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湘赣红军游击队开始由被动变主动，打开了湘赣边区游击战争的局面。红军游击队增加到400多人枪，游击区域由茶攸莲、攸醴萍边界扩展到武功山、九陇山、铁镜山一带。至1936年年底，恢复湘赣红色独立团，整个武功山基本上被游击队所控制。各地党组织也相继恢复和建立，其中攸县建立了2个区委和11个支部，永新建立临时县委，茶陵、莲花、安福等地也建立了一些区委和支部。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湘赣边区保存300多名游击队员和干部。

    在湘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力量主要是红军长征后留下的革命火种。红六军团西征和中央红军长征途经湘南时，在宜章、郴县、汝城等地留下近千名伤病员。他们养好伤后，一部分继续追赶队伍，一部分和当地游击队结合，开展游击斗争。湘赣省军区独立第四团掩护红六军团西征后，留在湘南及湘赣边境地区，在中共湘南特委的领导下坚持游击斗争。在蔡会文、方维夏、周里（又名周礼）等人带领下，以桂东的东、西边山为中心，一度形成包括酃县、茶陵、桂东、资兴、郴县、永兴、汝城、宜章等16个县在内的湘粤赣边游击根据地。红军将领蔡会文和坚持隐蔽斗争的方维夏壮烈牺牲。另有一支活跃在耒阳、安仁、永兴地区的游击队，发展到80余人，形成纵横百余里的游击根据地，一直坚持到抗战爆发。在湘粤边界地区，还活跃着一支由湘赣边工委领导的湘粤边游击大队（后改为武工队），发展到60多人和拥有300多人的不脱产游击组、几千人参加的贫雇农团，并形成几小块游击根据地。湘南地区的游击战争和零散游击根据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在湘南的统治，牵制了敌人部分有生力量，支援和配合了其他游击区的斗争，而且保存了约400人的革命武装和一批优秀骨干，为日后湘南地区抗日救亡活动的开展和革命斗争的复兴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中央红军长征时，在中央苏区留下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一批湘籍党政军领导人留在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坚持斗争，何叔衡、毛泽覃等重要领导干部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作者  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

时间 

 

出处  《中国共产党湖南简史》（1920—2010）P57-59